本文作者：黃書宇、張然 單位：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對于愛，湘西少女是虔誠坦率、心口相應、言行一致的，在這片土地上，沒有欺騙的行為，沒有假情的土壤，她們用年輕美麗的生命，演繹出一段段纏綿悱惻又低徊跌宕的愛。她們對愛情不帶有任何銅臭異味的忠貞品格，傳達出那種矢志不渝、歷經磨難而不湮滅的精神內核，即使愛情最終以悲劇結束，她們的愛也不會就此枯萎。湘西少女中還有蕭蕭這樣一類形象，她們同樣是年輕而美麗，卻因為命運，作了童養媳。蕭蕭仍然很真誠，同時她內在的生命蘊蓄著一種力量，促動著她的心跳，增加著她的羞澀，使她仍期待著某種激情，或許還因為山風山雨的呼喚和內心潛藏的蠻勁，讓她大膽越軌，在渴望和遐思的鼓動下，大膽初嘗了禁果，結束了少女期，但她仍不失天真真純，她的性情仍然是素樸的。前面我們說到，愛與美的合一又分離，其實也是作家主體意識的體現。因此，即便是美麗如神的湘西少女，她們的美也不免讓人憂愁，因為“美麗總是愁人的”。她們的愛也難免走上悲劇的道路，“我過于愛有生一切。愛與死為鄰，我因此常常想到死。”這一方面可解釋為不能自主的命運，其本質上也暗含了作家主體對愛與美的人性追求及追求不得的悵惘。正如他自己的感嘆:“凡美麗的都不容易長存，素樸的善終難免產生悲劇。”總體說來，湘西少女是“愛與美”之神———高唐神女原型在沈從文小說世界中最突出的代表，她們美麗如神，同時的愛又那么純粹真摯，超越了一切現，現實利益和社會壓力。這種神性光輝代表了沈從文理想中的人性形式，因為理想的人性是神性與魔性的統一，而愛與美正是神性的核心。

妓女形象

沈從文曾動情地說:“我覺得天下的女子沒有一個是壞人，沒有一個長得體面的人不懂得愛情，一個娼妓，一個船上的搖船娘，也是一樣的能夠為男子犧牲，為情欲奮斗。比起所謂大家閨秀一樣可愛的，倘若我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一顆心，女人的心是在好機會下永遠向善的。”從這里可以看到沈從文對于女性的“愛與美”的推崇。從人性的角度看，他極端憎恨封建禮教對女性天性的戕害，非常肯定女性自身健康的情欲，把它看作人性美的體現，就算那些一直被傳統道德所指責的妓女，他也竭力表現出她們那種勇敢的、充滿活力的性愛方式是為了彰顯人性的自由和人類自身的生存方式，而超然于物質利益和世俗計較之外，這在不經意間也符合了高唐神女原型那種自由勇敢的愛情和性愛方式。作為湘西河流特有的生活景象，吊腳樓面對河街，背靠河水，終年在船上賣苦力的船夫和漂泊寄食的婦女，便過著一種吊腳樓的夜生活。妓女是水邊的特殊人物，生活依賴水手救濟，與水手之間有著太多的糾纏和感情。她們既有女性的溫柔，又能勇敢地生活，勇敢地愛，她們的溫柔和愛又能給船夫水手以生命的強力，因此是她們滋潤著那些船夫，而船夫又通過水維持著湘西人的生計，船夫和妓女便猶如水與花木，彼此不能分離又相依為命。沈從文認為“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人還更可信任。”雖然這種說法有些偏頗，但他不以娼或非娼來論女子的優劣，而是對人性作深層次發掘，將她們也看作作為他精神樂土的湘西世界的一部分，推崇她們身上的神性和愛，由此也流露出較多對風情女子人性美的低吟淺唱。

沈從文筆下的妓女，大都是只出賣肉體不出賣靈魂，她們有著和尋常人一樣的愛的情懷，這份愛使得她們在卑賤的生活里仍然保持了一種人性的矜持和莊嚴，在屈辱的日子里守著情感的純粹和癡迷。“由于邊地的風俗淳樸，便是作妓女，也永遠那么渾厚。”《柏子》中那位不知姓名與水手柏子相好又做娼婦的女人，是一個讓“水手做著那頂切實的頂勇敢的好夢”并且“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過去和未來”的女人，柏子一個月的辛苦只有在這女人身上才顯得“合算”，而這女子對柏子的粗野言行中閃現的潛隱真情，足以讓柏子“把下行日子的快樂預交”了。這個片段勾勒了湘西鄉野處在社會生活最底層的勞動者之間的一夕歡愉，與其說是金錢與肉體的關系，不如說是兩個純潔靈魂的結合，一種不受道德羈絆、法律約束的愛的實現。作家真正注視和贊美的，是他們之向相互從對方的需要和滿足中所獲得的人生享受和心靈慰藉。然而，由于殘酷的現實，這類女性中的大多數，仍然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不僅如此，她們中的一些也對這種現實慢慢從精神上培養起了適應性。現實已經侵蝕了一些女性的人性，而她們都是渾然不覺的，這一方面也是高唐神女原型被男性作家塑造，本身無法言說的代表，而她作為中國的“愛與美”之神，其本身也存在愛與美合一又不可避免產生分離的內在命運。

情婦與寡婦形象

沈從文在其小說中還塑造了兩類特殊的女性形象:情婦和寡婦。封建道德對她們的愛情，總是有太多的約束，然而她們仍然懷著對真摯愛情的向往，大膽地守護著心中那神圣的愛。《連長》中那位情婦，用“炭火”和“燒酒”將連長的心牢牢綁住。她是那樣的溫柔纏綿，對情人她不奉上甜言蜜語，只有默默篩酒，深情注視，目光中透露出多少恩愛和滿足，當連長堅持回營地，她意識到他可能會永遠離開自己，悲痛和惆悵油然而生，她無力掙脫命運的捉弄，只有借酒消愁，號啕大哭。這悲痛顯得那么純潔和神圣，感情也那么真摯樸實。

寡婦形象也是沈從文小說中一類特殊的形象。精神的壓抑和肉體的需要把她們撕裂成一塊一塊碎片，可她們對愛情的追求從來就沒有放棄過。《旅店》的主人公黑貓是沈從文作品中一位獨立自主、居于現代文明的，完全為自己生命本真的訴求而活的女性。她是一個年輕美麗、身體健壯的寡婦，不僅有苗族女人的熱情大方，還兼有烏婆族女人的風流嬌俏和白耳族女人的精明強悍。美貌，歌聲，富貴，金錢，暴力都完全克服不了黑貓的心。守寡3年，也與男女事無關，與愛情無分，人的本能終于使她在八月的一天，有“一種突起的不端方的欲望在心上長大”。當她明白自己“要的是一種力，一種圓滿健全的、而帶有頑固的攻擊，一種蠢的變動，一種暴風暴雨后的休息”時，她沒有壓抑自己的內在要求和本能欲望，也不懼世俗的壓力，大膽地抓定自己心儀的長鼻子男人，在他身邊作一陣那頂撒野的行為，來完成自己的心愿。應該說，像黑貓這樣具有神女原型的“愛與美”特征的寡婦畢竟是少數，其他的寡婦，要不就是守著凄然孤獨的人生，要不就是大膽違背禮教道德而遭到悲慘的結果。

在這群寡婦中，大多數追求自我個性、敢于突破族規和禮教的寡婦們，無一不有《巧秀與冬生》中巧秀母親一樣的悲修命運。巧秀母親23歲守寡，為了追求生命的自在和真摯的愛情，她掙脫了道德的枷鎖，沖破了禮教的牢籠，與鄰寨一打虎匠相好，事為族人發覺。族人想圖謀寡婦名下一片薄田，將二人帶到祠堂公審。族人原想以次此凌辱一下小寡婦，使自己得到一種離奇的滿足，再勒索一筆錢財作罷。沒曾想，老族長因為小寡婦曾經不愿做他的跛足兒子的媳婦，后來自己調戲她又遭到痛罵而懷恨在心，伺機報復，妒忌在心中燃燒，道德感益發強，虐待感益發盛，為了換回面子，決定將小寡婦按“族規”予以沉潭。

沈從文說在湘西，“本地認為最丑的事無過于不貞，男子聽說婦女有外遇。婦女若無家庭任何約束，自愿解放，毫無關系的旁人亦可把女子捉來光身游街，表示與眾共棄”。而嚴重一點的，還會像巧秀母親那樣，被族人按古老習俗“沉潭”。小說的最后，巧秀的母親被剝光所有衣服，縛上石墨沉潭，在恐怖中流露出一種動人的凄美和神圣的莊嚴:生命可以被剝奪，但是愛情絕不能被束縛。這也正如王德威所說的:“沈從文怨要襲達的，與其說是男性中心倫理社會對女人的虐待折磨，更不如說是即便社會和倫常的壓迫如何沉重，愛欲激情仍然生生不息。”

結語

縱觀沈從文在湘兩小說中所塑造的這兒類女性形緣，她們或者具有如神如仙的美，或者懷有如山如水的愛，或者是“愛與美”完美結合的形象，她們共同代表了沈從文所追求的理想人性，共同代表了他所追求的理想的生命形式。愛與美是沈從文畢身所追求的，他認為一個人過于愛有生一切時，必因為在一切有生中發現了美，亦即發現了神，而女性正是他理想中愛與美的代表。這種理想的追求，雖然已時隔了這么多年，然而在商品化和文學邊緣化的今天，在社會道德日益滑坡的精神家園逐漸荒蕪的今天，沈從文和他的理想追求，對于我們仍然有他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