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體育養生在歷史發展長河中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同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科學、藝術等都有著密切的聯系，尤其是受到的儒教、道教、佛教思想的影響形成了獨特的體系。中國古代體育養生開創了以靜養生，以動養生，動靜相結合的運動方式，強調適量人體運動。注重身體與心理的雙重修養的思想理念。［2］伴隨著春秋戰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巨大發展，這一時期的封思想、方法組建成熟，養生思想發展成有主動養生、被動養生，靜態養生、動態養生相結合的養生思想理念，諸子百家養生思想百花齊放，繁榮奠定了我國傳統體育養生思想的基礎。先秦時期的養生思想，歸結為儒、道、醫、雜等各家體育養生思想。

1《道德經》《莊子》中的養生思想

《道德經》是闡述老子哲學思想的著作，它在我國傳統思想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史籍中對于《道德經》注解甚多，文獻史料眾多，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有著重要的影響。老子認為萬物都是源于“道”，人的生命也是遵循于“道”而進行運動變化。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是萬物產生的根本規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可見最根本的規律就是自然。因此于萬事萬物就應當使其按照自然規律進行自由發展。對于養生，老子認為維持生命的“長生久視”和國家的長久統治一樣，都貴在“嗇”，盡量做到“致虛極，寧靜篤”的“無為”思想。在《道德經》三十八章中說“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四十八章中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在老子認為世間萬物都是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生長，人不要通過個人主觀愿望來干預，結果只會是違背自然規律，拔苗助長。所以最好是做到“無以為”，對于養生也是一樣的，明智的人是通過無為之“道”來養生，做到“無為而無不為”。如何才能做到“無為”，老子認為最根本是要做到虛靜，“要致虛極，寧靜篤”因為欲而生念、念而生動，動而生神，神動則氣散，而令健康受損。《道德經》四十五章中老子說“清靜為天下正”。老子這無為和虛靜的指導思想都有這種“道法自然”為基礎的。在這樣的養生指導思想下，老子認為人們應當“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做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做到“無為”。而對于“虛靜”老子在《道德經》十二章中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只有人做到神安于內，才能做到長生久視。［5］老子思想作為道家思想的基礎，對于后世道家養生思想產生有巨大的影響。老子養生思想成為道家養生思想的理論依據。老子思想中的無為和虛靜的養生原則和方法完全被道家養生繼繼承下來。并被道家更進一步的闡發，進而發展成為以靜養神氣為主的氣功。《莊子》養生思想上承《老子》養生思想，對后承啟了《淮南子》。因此，莊子的養生思想是進一步繼承發揮了老子清靜無為，返樸歸真，道法自然的養生思想。他強調養生要做到“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提出“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在《莊子•刻意》中說“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他認為一切都不要去想，忘記一切矛盾和差別，達到“坐忘”，這樣的話“眾美”則都會隨之而來，什么是“坐忘”？莊子在《大宗師》中說“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莊子的這種為“不導引而壽”，而進行的“坐忘”是一種回避各種外界信息干擾自我“養神”的一種精神修養法。莊子的養生思想的重要意義就在于開創了以神養生的先河。這對于后世的醫家，道家等流派的養生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6］在這種注重于養神而輕視于養形的養生思想下，莊子認為通過“不導引而壽”的方法來養生顯然是不夠科學的，但莊子并沒有完全拋棄養形，對于養形，他繼承了老子清靜寡欲、恬淡無為的養生思想。認為“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提出“形不勞”“精不虧”“守形長生”等著重理論，即便從今天我們的適量運動的角度來看還是有一定科學意義的。忽視于形，則注重于氣，莊子認為氣是一種物質，“人之生，氣之聚，聚之則生，散之則死”。對于養氣莊子認為“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這是論氣的重要性，至于養氣的方法，莊子并不贊成以養形為主的“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認為那只是“為壽而已矣”他更提倡“真人”的呼吸方法，“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這種“真人之息以踵”的呼吸方法經過后世養生學家進行加工就衍化為氣功中的“踵法”。蘇東坡在《蔡州道上遇雪》中寫道“平生學踵息，坐覺兩蹬溫”，西漢時期，淮南王劉安所著的《淮南子》有關導引的一段話寫到“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納新，鳧浴猿躩，熊經鳥伸，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淮南子》中的這段話與《莊子》中的的話意思是一樣的都認為“養形者”不是“真人之道”，莊子和劉安都不贊成導引養形，只希望行氣以養神。這種對“導引”“養形”的運動養生否定，提倡以行氣、養神為主，以靜養生的思想對后世的養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消極作用，如追求長生不老的神仙術和煉丹術。［7］史籍把道家學派的老、莊并稱，老子是道家的鼻祖，而莊子，郭沫若認為他使道家真正成為一個家派與儒、墨鼎足而立的一個人。《道德經》《莊子》的養生思想對氣功、靜坐等的影響是巨大的，即便是我們今天進行心理訓練來提高自身控制，調節心境，增強心理健康仍然具有一定的意義，今天現代武術中的動靜觀也是以古今哲學理論為指導的。

2儒家文獻中的養生思想

《論語》《孟子》《荀子》奠定了先秦儒家學派中心思想，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流，它面對現實世界，有著有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和社會責任感。儒家養生思想是其基本學說的折射，對中國古代傳統養生思想有著重要的影響。與先秦道家養生思想相比，先秦儒家養生思想主張身心共養。先秦儒家的《論語》和《孟子》中對于“形”和“神”的討論比較少，他們養生的重點是通過“仁”與“禮”達到“中和”，進行身、心的共養，達到養身修性的養生思想理念。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行為準則是“禮”，他所進行的周禮“六藝”教育中也是以“禮”為主要內容。孔子提出“智者樂，仁者壽”的養生思想。孔子的養生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孔子將“仁”說成一種調和矛盾的中和思想，他認為養生首先要養德，“大德者必得其壽”。《論語》中所提出的養生方法有飲食，孔子提出“五不食”，即進食要定時、辯色、調味，主張“食無求飽”不可暴飲暴食等。同時孔子還主張生活要有節奏。“張而不弛，文武旨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認為緊張的工作和放松休息是相輔相成的，應當勞逸結合。在《孔子家語•五儀解第七》記載孔子回答魯哀公問長壽時說“人有三命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渡者，疾共殺之”。孔子認為在“天命”以外，人掌握壽命，關鍵在于寢處有時，飲食有節，勞逸適度。最后孔子提出“仁者壽”的觀點，“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禮記•中庸》中講“仁者人也，親之為大”，這里所說的“仁”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仁愛。為什么仁者靜而長壽？這里的“靜”不是身體的靜，而是一種內心有德，“中和”各種矛盾沖突達到內心的平靜而長壽。儒家亞圣的孟子在其著作《孟子》中提出了“養心莫善于寡欲”和“天人之學”的養生主張，他在繼承孔子思維模式下，構建起了“天人合一”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孟子•盡心上》中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俊之，所以立命也”，他認為修身養性必要“善養吾浩然之氣”。以一種道德情操促進養生。此后儒家的另一思想家荀子認為“遍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后彭祖”，對孔子的“天命論”進行了批評，提出人身體的好壞決定于后天保養和因時而動，“養備而動時，則天下不能病”，“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的“動以養生”的積極養生思想與理念。這種否定“天命”強調運動對于人體健康促進作用和養生的發展具有的積極的意義。儒家所倡導的修身養性，追求的是一種“中庸”各種矛盾的自我完善的道德行為。將養生思想與道德修養、社會責任融合為一體，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樣一種“中和”的養生思想，更加準確地說是“修身”而不是“養生”思想對于后世具有重要的影響。此后我國歷代儒家思想家對于養生都試圖以養德來代替養生的傾向。先秦儒家提出的養生思想中將形與神、動與靜、陰與陽及一切對立物質的相互統一，是一種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觀，這對我國傳統的養生思想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8］

3醫家文獻中的養生思想

《黃帝內經》是中國傳統醫學四大經典著作之一，是中醫現存成書最早的一部醫學典籍。其醫學理論是建立在中國古代哲學理論的基礎之上的，奠定了我國醫學生命體系的基礎，反映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辨證思想。《黃帝內經》是我國古代的養生學經典，有著豐富的養生思想。是對我國遠古至戰國時期養生思想的總結。《素問》《靈柩》兩書中闡述的醫家養生觀點有：強調陰陽相輔，古人認為人體“內有陰陽，外亦有陰陽。在內者，五臟為陰，天府為陽。在外者，筋骨為陰，皮膚為陽”。他們認為“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所以圣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養生者必須“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疾陰治，陰病陽治”，才能達到“益其壽命”的目的；強調形（形體）神（精神）俱養。古人認為人是氣的產物，氣是從飲食得來的。“人受氣于谷，谷入于胃傳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夫人生于天地，懸命于天，天地谷氣，命之日人”。“血氣者，人之神”。還說“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氣”的生長規律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因此提出了“百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在不同季節進行的不同養生方法的觀點；重視了飲食養生，《素問•藏氣法時論》中說：“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氣”。《黃帝內經》以先秦人文哲學為基礎，不僅將先秦人文哲學作為建構養生體系的指導，同時還把哲學的概念范疇直接運用于養生。注重強調人體是一個整體，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相互關系。利用陰陽五行的對立與統一，強調人體的平衡對于養生的重要。

4雜家文獻中的養生思想

《呂氏春秋》《淮南子》是先秦雜家的經典著作，雜家博采各家所長，“兼儒墨，合名法”，哲學思想融合了道、儒、墨、法諸家之長，參以己見。《呂氏春秋》是先秦雜家思想代表，融合了道、儒、墨、法諸家之長，參以己見，故有其獨特之處。“畢數之務，在科去害”“趨利避害，順應自然”。作者兼采陰陽、醫藥、儒、道各家之所長，從對生命自然規律的科學的唯物主義認識、修身（生理）養心（心理）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等多重角度入手，將修身養心融為一體，提倡以動養生的方法理念，形成一套較為完備的養生理論。《呂氏春秋》的形成是戰國“百家爭鳴”所帶來的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結果，是先秦時期各家體育養生思想的融合與升華。它所包涵的體育養生思想對于后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西漢初年淮南王劉安所編撰的《淮南子》、此后西漢形成的《養生方》和《導引圖》及東漢華佗所創的《五禽戲》，王充的養生著作《論衡》，這些養生思想中都受到了《呂氏春秋》養生思想影響，并奠定了我國體育養生的基礎。天成人養，對生命規律的唯物主義認識，《黃帝內經•素問》中說“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這種“天命論”將人的生死歸為天命。儒家提出了死生決定于天的“天命論”，《呂氏春秋》的生死觀超越了習俗的偏見，表現出對于生命規律的一種唯物主義科學認識觀。《本生》篇說：“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人來于自然，成長于社會。人雖不能長生，但可以養生，使其生命能“盡數”。所謂養生的目的只是盡其天年，并不是長生久視，更不是得道成仙。此外《呂氏春秋》更加注重對個體自我的充分認知，強調以動養生，積極進取，強調運動健身的養生思想。提倡順生節欲，因時養生，取利去害，效法自然的養生思想。以形神兼備，貴生為義，修身養性，齊家治國的為養生思想。《呂氏春秋》既反對長生不死的幻想，也反對無所作為、任其自流的消極態度，主張以理性的積極態度對待生命。這種對于生死自然規律的唯物主義認識是使《呂氏春秋》的著重思想站位于唯物主義立場，指導著秦漢及以后時期中國養生思想走向科學化。［9］

《呂氏春秋》形成是戰國“百家爭鳴”所帶來的文化交流與融合，是對先秦時期各家體育養生思想的甄別、融合與升華。提倡運動養生，將修身養心的養生理論升華到經國濟世的高度，是希望通過養生之道規勸如何成為圣君賢臣，治好國家、社會，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為即將到來的大秦統一封建帝國構建的理論框架基礎。此后西漢形成的《養生方》和《導引圖》及淮南王劉安所著的《淮南子》和東漢華佗所創的《五禽戲》中都可以看出《呂氏春秋》的這種以動養生，身性兼修的、科學的、唯物主義養生思想的影響。先秦時期的諸子文獻中所反映的各家養生思想都是其哲學思想的折射，是哲學與養生科學的統一與結合。哲學是世界觀的學問，養生是科學的學問，科學屬于哲學的研究范疇。中國哲學史上，形與神，心與性、理與氣、知與行無不與體育養生有著密切的聯系。不依據科學的哲學是空洞的，不依據哲學的科學是膚淺的，養生思想為中國的哲學提供了依據和素材，是哲學家人生觀和身體觀的相互統一。他們將身體養生思想于哲學思想相結合起來，開創了中國古代養生思想先河。（本文作者：姚正寧、王毅 單位：寧夏醫科大學體育部、渭南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