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譯外國文學對異質文化的理解發生變異

在日常意識的錯覺中被混為一談的漢譯外國文學與原語文學，其實差距很大。由于每一部外國文學原作被選定為翻譯的對象及其翻譯的過程，實際上都是兩種文化的雙向對話和雙向理解過程。作為中國譯者①，他不可能脫離自己的文化語境和文學語境去理解它，這是由他的文化身份決定的。這種身份決定了翻譯者總是只能用自己的文化視野與文學傳統去理解和翻譯這些異域文學作品。經過一番文化理解性翻譯之后，因不同文化的阻隔，會發生很大的變異。這種變異，由于我們處在母語文化的背景之下，通常看得不甚清晰，往往被忽略；但被譯國的人們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下，則能鮮明地感受到自己的作品在異國文化移譯中的異化。所以，只要看一看我們熟悉的漢語文學作品在他國異語移譯理解中的際遇，對這種異化就會有強烈感受。比如，在英國著名漢學家霍克思（ＤａｖｉｄＨａｗｋｅｓ）翻譯的英譯本《紅樓夢》中，為了使英語讀者能夠跨越文化阻隔，譯者進行了許多文化轉換。一個突出的例子是關于女主人公林黛玉的譯文處理。林黛玉的住處是瀟湘館。瀟湘館這個名稱有著濃厚的中國文化韻味，那淚痕斑斑的瀟竹，既預示著林黛玉的秉性和坎坷的愛情悲劇結局，也隱含著舜帝二妃哀悼舜帝蒼梧之死的哀婉優美的中國神話元素。這一名稱因此提升和強化了林黛玉形象的神韻，就像肖像畫的背景一樣構成林黛玉形象不可分割的部分。對于這樣一個重要名稱，霍克思的處理方式是，把“瀟湘館”譯成了Ｎａｉａｄ’ｓＨｏｕｓｅ。

Ｎａｉａｄ是希臘神話中的水泉女神，住在河流、湖泊和泉水中。據《不列顛百科全書》的描繪，她是一個美麗、快活和仁慈的仙女。和其他仙女一樣，她們雖然不能長生不老，但壽命極長。霍克思既然對瀟湘館做了這樣的轉換，就只好把林黛玉的綽號“瀟湘妃子”譯成ＲｉｖｅｒＱｕｅｅｎ。于是，終日憂傷灑淚的瀟湘妃子就在這種文化轉譯中變成了面目全非的快活仁慈的水底女神了。［１］千萬不要以為這是一種隨心所欲，霍克思的譯本傾注了他十余年的心血，堪比曹雪芹披閱十載創作《紅樓夢》。它是西方世界公認的中國名著最優秀的英譯本。與之形成對照的是中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與屬于英國文化血統的戴乃迭合譯的英譯本《紅樓夢》。這個譯本在中國人的眼中以嚴謹精良著稱。它不像霍克思那樣致力于文化的轉譯，而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國文化意象，其結果是它在西方文化世界里根本就無法流通，既不能得到專業讀者的認同，更不能走進大眾讀者。后來戴乃迭說：“我恐怕我們的譯本不過是一個逐字對照文本。”“逐字對照文本”，戴乃迭的英文原文是“ｃｒｉｂ”，是指“為外語學習者準備的逐字翻譯本”［２］。這就是說，沒有經過文化轉譯的文學作品稱不上真正的翻譯文學。如果說霍克思的例子揭示的還只是不同文化在顯意識層面的轉換，而在差異極大的文化翻譯中，由譯者文化身份先在決定的文化與文學傳統語境中的理解局限制約的無意識層面轉換所導致的翻譯異化，則常常更令人驚訝。這里也舉一個例子：英文版《金庸選集》出版后，美國暢銷小說評論家阿爾•蒂爾為了讓人們更好地理解這套小說集，發表過一篇較長的文章對這部英文版金庸作品進行介紹。其中比比皆是的無意識文化理解異化能讓我們的金庸迷們瞠目結舌。

請看他理解中的《笑傲江湖》———《笑傲江湖》：反映了中國古代同性戀者的悲慘遭遇。第一個同性戀者為了保護他的同性戀對象而被殺死。另外兩個更加可憐，因為還沒有找到同性戀的對象，但作者強烈暗示，他們最終將發展成為與第一位同性戀者一樣的人，也就是說，他們最終將成為同性戀這是毫無疑問的。這三個人有一個共同特征，即都是自愿通過外科手術放棄男性特征的，但是其中的東方在完成手術之后幾乎放棄了他的事業，而岳和林則認為這才是他們事業的開端。他們在這部小說中并不是唯一進行了這種外科手術的人，還有一個刀手田，后來改名為不可，但他的情況有所不同，他的手術是被人強迫完成的，因此得到了大家的寬容，沒遭到另外那三個人的厄運，但他日后是否會成為同性戀者則不得而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強烈主張內力的岳，后來成了偽君子的代名詞。但在書中，他除了暗殺了兩位女性佛教僧侶領袖之外，對別人的危害并不嚴重；而且這次暗殺并不符合他的目標，因為在后來五派合并的時候，如果一定要選出一位領袖，這兩位女性一定會選擇他，而不是另外一個人。［３］雖然這不是一個翻譯文本的例子，而是對翻譯文本的解讀，但由此我們不難想象，《笑傲江湖》譯本在差異極大的文化轉換中經歷了何等令人匪夷所思的異化！由于各國傳統文化在價值觀念、風俗習慣、行為方式、感情態度、審美趣味等方面差異很大，一些文化現象很難理解；而文學創作又是一種特別專注于民族傳統文化、地域別樣文化之獨特神韻、獨特個性的發掘和惟妙惟肖的表現的藝術，且這種表現是通過塑造藝術形象實現的表現；藝術形象具有蘊含豐富性和語義含混性的特點，因而愈是富含這種文化神韻和文化個性的藝術化的表現，在他國異語移譯理解中發生的變異也就愈大。這種變異是不同文化互相撞擊的必然結果。

二、漢譯外國文學改變了作品的文學性

即使在語言層面的翻譯，漢譯外國文學作品與漢譯外國物理學著作、漢譯外國經濟學著作、漢譯外國法學著作等也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非文學范疇的翻譯，其主要價值在于對原作中的信息（理論、觀點、學說等）的傳遞，而文學則是語言的藝術。也就是說，語言是文學是其所是的本質屬性。漢譯外國文學改變了其作品存在的語言方式，這實際上是改變了作品的文學性。我們不妨再來看一個例子。下面是英文本《魯拜集》（Ｒｕｂａｉｙａｔ）第一首及其兩個漢譯本：Ｗａｋ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ｎ，ｗｈｏ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ｉｎｔｏｆ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Ｓｔａｒｓｂｅｆｏｒｅｈｉｍ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Ｎｉｇｈｔ，ＤｒｉｖｅｓＮｉｇｈｔ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ｆｒｏｍＨｅａｖ＇ｎ，ａｎｄｓｔｒｉｋｅｓＴｈｅＳｕｌｔａｎ＇ｓＴｕｒｒｅｔｗｉｔｈａＳｈａｆｔｏｆＬｉｇｈｔ．郭沫若白話體譯文：醒呀！太陽驅散了群星，暗夜從空中逃遁，燦爛的金箭，射中了蘇丹的高瓴。辜正坤古體譯文：醒看朝陽逐星流，橫空夜幕一望收。星夜云散飛天界，光箭刺透蘇丹樓。［４］（Ｐ１８７～１８８）

在這里，郭沫若的白話體譯文與辜正坤的古體譯文僅因不同的語體已經使它們獲得了區別如此不同的文學性，在漢語中已經只能視為在內容上有相關性的兩首詩了，讀者又怎能將這兩個譯本視為菲茨杰拉德（Ｅｄｗａｒｄ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的Ｒｕｂａｉｙａｔ本身呢？可以說，所有的漢譯外國文學作品，在文學性的意義上，都已經相當程度地丟失了原語的文學性，獲得了漢語的文學性。像我國把Ｃａｍｉｌｌｅ譯為《茶花女》，把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Ｂｒｉｄｇｅ（滑鐵盧橋）譯為《魂斷藍橋》，把ＴｈｅＲｅｄＳｈｏｅｓ（紅鞋子）譯為《紅菱艷》，所獲得的漢語的文學性已經遠勝于其原語的文學性。當然，相反的情況也是大量存在的。比如，當代德國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講到：“我第一次接觸魯迅的作品時，譯本的德文非常差，我于是產生了錯誤的認識，認為魯迅是一個徒有虛名的三流作家，我一輩子不會再看他的作品。到了中國以后我才發現，魯迅的中文是那么漂亮。”［５］這就是說魯迅作品在被德國譯者翻譯成德語文學時，在失去了一流的漢語文學性后，只獲得了三流的德語文學性。

三、結語

因此，無論是就異質文化的理解變異而言，還是就文學性來看，與其說漢譯外國文學屬于其原語國文學，不如說它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獨特組成部分。其實，前蘇聯著名學者維•馬•日爾蒙斯基（Ｂ．Ｍ．Жирмунский）早就明確指出：“創造性的翻譯文學是譯者所屬國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并且已經融入所屬國文學的發展進程之中。”［６］似乎沒有一個國家會拿別國的翻譯文學當作自己的文學，但卻有將本國的翻譯文學視為自己祖國文學的偉大經典之作的，比如英國翻譯家菲茨杰拉德翻譯的波斯詩人的詩集《魯拜集》（Ｒｕｂａｉｙａｔ），就被英國人視作英國文學史上的杰作。綜上所述，漢譯外國文學雖源于國外原語文學，但已不再等于國外原語文學，而是屬于中國整體漢語文學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

我國自覺的漢譯外國文學始于晚清，自那時以來，翻譯家和作家對原語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從作品到作家，從流派到運動，興趣日濃，致力日勤，視野日廣，傳達日妙，使翻譯文學達到鼎盛。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漢譯外國文學的規模，幾乎是他國他種語言的外國文學翻譯難以匹敵的，所以季羨林稱我國是“翻譯大國”［７］（Ｐ３）。漢譯外國文學作品，依時間上說，上至古希臘文學、羅馬文學、希伯來文學、古印度文學，一直到當代世界各國文學，幾乎無一掛漏；從國別上看，幾乎所有國家的重要文學作品都有漢語譯本，許多外國文學作品在我國往往有多個漢語譯本，許多外國文學名家已在我國出版了漢譯全集或卷帙浩繁的文集。它們已經構成一個龐大的圖書門類，已然從中國文學中逐漸獨立出來了，所以應該在《中圖法》中另立“漢譯外國文學”類別。在這個類別之下的“俄國文學”、“印度文學”，等等，絕對不宜與“中國文學”在邏輯上構成同位并列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