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和中國對外開放度的增加，中國經濟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經濟沖擊的影響。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作用越來越大已經成為一種共識，美國財長保爾森甚至將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歸咎于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而中國推出的經濟刺激方案又成了危機中“新的牽引”。2011年3月14日溫家寶總理也指出在國際金融危機當中，中國受到巨大的沖擊，最低的GDP跌幅達到3.8%。雖然各國的經濟波動有內生的周期，并不是由外部沖擊直接帶來的，但世界經濟波動會改變周期內上升與下降各階段持續時間的配比［1-2］。在全球經濟調整和中國工業結構升級的背景下，思考中國與世界經濟波動的協動性具有更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經濟波動協動性（BusinessCycleCo-move-ments）指多國工業生產指數的變動在一定的周期頻帶上存在高度的相關性，通常是以兩國或各國之間實際經濟活動的相關性來表示，相關系數越大，兩國經濟周期協動或同步（Synchronization）程度越高。隨著貿易和經濟總量的增長，中國經濟周期與世界經濟波動的同步性將日益顯現。國際貿易占中國GDP的1/3，2008年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國際貿易下降26%，但經濟總量最終保持了8%的增幅，貿易對經濟危機的傳導作用并沒有預想的大。那么中國與世界經濟波動協同性的其他決定因素是什么？各種因素相互關聯，需要在聯立方程的框架下分析。因此，本文在該框架下，考慮中國與39個主要貿易國經濟波動協動性的關系并找出決定因素，得到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利率、產業結構相似度對經濟協動性有正的作用，但是否是亞洲國家有負的作用。且在現有研究中，貿易密度的作用可能被高估，而產業結構相似度的直接和間接作用可能被低估。

2經濟協動性機理分析

世界經濟協動性產生來源有：（1）牽引力效應（LocomotiveEffect），在全球具有經濟“牽引”能力的經濟規模比較大的國家發生的技術或生產率沖擊，通過貿易或國際資本流動向其他經濟實力較弱的國家傳遞。（2）共同沖擊（Commonshocks），共同的世界經濟沖擊，如油價、技術進步等引起世界異質經濟體周期的協動性。（3）“鎖模”假說（Model-LockingHy-pothesis），每一個國家都是獨立的振蕩子，具有大致相同的波動頻率，一國經濟波動可以通過比較微弱的非線性耦合與他國經濟鎖定到一個固定的（或零）相位差的頻率，從而創造一個共同的世界經濟周期。貿易組成、進口收入彈性、出口乘數、匯率、政策等的變化都能創造世界經濟波動。不同經濟波動來源也不盡相同，例如2008年以來金融主要是牽引力效應，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爆發次貸危機通過國際資本流動迅速傳遞給世界其他國家。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則是來源于共同沖擊，危機首先在泰國爆發，迅速蔓延到經濟結構類似奉行出口導向的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而鎖模效應的存在加快了牽引力和共同沖擊效應的傳遞，放大了世界經濟對一國的沖擊。經濟波動傳播的主要渠道是國際貨物市場（貿易）和國際資本市場（投資）［3］。貿易一體化增強，特定國家的生產率沖擊（正）—本國消費/投資繁榮—進口需求增加—貿易國經濟提高，但貿易會導致專業化，當沖擊為特定產業沖擊時，外國不存在該產業，特定沖擊不會傳導到國外。當存在中間品部門、產業內貿易，特定產業沖擊（正）會帶來中間品和產業內產品進口需求增加，貿易國經濟提高，實證顯示中間品和產業內貿易占主導地位，貿易一體化帶來國際經濟協動性增加。另外，當兩國貿易增加時，需要兩國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同步，政策的同步也會帶來經濟關聯度增加。金融一體化增強，生產率負的沖擊—資本貶值—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資本邊際生產率上升—國際資本邊際回報率改變—資本重新配置。但是資本的調整成本（投資摩擦）、本國偏好、金融產品的多樣化（分散投資）緩沖了國際資本的流入，減少了經濟周期的協動性［4］，生產率差異阻礙了不同國家不同部門投資的負面的協動性，金融一體化一國經濟波動對其他國家經濟波動的作用不確定。經濟周期的演變特征由主導產業的發展變化決定［5］，經濟體不斷演進過程中，結構類似的國家往往面臨著潛在的共同沖擊。Kose和Yi（2006）認為在控制TFP（全要素生產力）協動性、與第三國貿易密度的條件下，貿易是兩國經濟同步的主要渠道。只考慮貿易渠道，能解釋大國波動對小國在投資、產出、工作時間上的短期影響，但不能解釋兩國貿易條件的波動及長期趨勢；只考慮國際金融市場渠道，大國波動對小國在產出、就業影響會被低估，只有同時考慮國際貨物、資本市場及產業結構特征才能解釋經濟體之間的協動性。在“鎖模”假說下，世界經濟的協動性可能起源于某國單方面經濟因素的變動，不同經濟因素相互關聯，各種因素影響大小更像一個實證問題而非理論問題。目前研究大多是針對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只有程惠芳、岑麗君（2010）等少數文獻［6］。現有文獻中主要影響因素有：一是雙邊貿易。國家間經濟周期相關性取決于貿易一體化程度［7］。貿易尤其是產業內貿易增加對經濟同步性作用為正且穩健［8-9］。二是產業結構的相似性。分工模式對經濟周期相關性有相當大的直接影響，尤其是有相似的經濟結構的經濟體之間相關關系更顯著［10］。工業化國家的產出和貿易結構有較低的分散性，而發展中國家具有很高的分散性，產業結構相似性的作用并不穩健［8，11］。三是金融一體化。金融一體化有促進作用，但不顯著，金融一體化對經濟周期協動性的作用較模糊［8］。四是貨幣聯盟。貨幣聯盟國家比自有貨幣國家更一體化，貨幣聯盟成員國經濟周期同步程度更高［12］。五是其他因素，要素稟賦、邊界、引力變量（距離、共同語言、是否接壤）等影響貨物和資本國際流動的因素。因此，世界經濟協動性由大國牽引力效應、共同沖擊、鎖模效應單獨或共同作用產生，通過國際貿易和投資傳遞，由產業結構變動表現。受雙邊貿易、產業結構相似性、金融一體化程度、貨幣聯盟、要素稟賦等其他因素的共同影響。

3相關指標的選取與符號預測

與世界經濟波動協動性分析一般是考察某國GDP與世界GDP增長率的相關關系，可用經濟周期相關系數來衡量，通常用濾波法、差分法和同步化指數法計算。濾波法是分離時間序列組成成分中長期趨勢的方法，離差法是GDP增長剔除價格影響得到實際增長的一階差分，這兩種方法主要分析一國長期經濟波動趨勢，所得結果與樣本時間長期有關，且受個別極值影響較大。因此本文采用Cerqueira和Martins（2009）的同步化指數，該方法能避免各階段的交叉相關［13］，計算整個期間的相關關系，能區分由于某年單一事件的負影響所帶來的非協動關系。2010年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同時也是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貿易占中國GDP總量1/3，對中國經濟波動起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雙邊貿易密度計算通常采用雙邊貿易量與兩國貿易總量或經濟總量的比值表示，兩種計算方法相關度較高，對結果影響不大。因此，本文采用雙邊貿易總量占兩國貿易總額之和的比例表示，Tit=Xit+MitTrait+Trat×100，Xit，Mit分別表示i國t年與中國雙邊出口、進口總額，Trait，Trat分別表示i國和中國在t年的貿易總額。指數值越大，與中國貿易密度越大，貿易密度受產業結構、GDP、貿易成本等的影響。2000年以來加工貿易總量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量均在50%以上，且多為紡織品服裝等日用消費品，受需求沖擊影響較大，因此貿易密度對中國與世界經濟協動影響預期為正。隨著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深化，相似經濟體往往面臨著共同的沖擊。產業結構相似度用i國與中國各產業增加值占比離差和來度量，Sit=∑nk=1skit-skt，skit，skt分別為i國和中國t年在k產業增加值的占比。Sit值越大，產業結構差異越大，相似程度越小。產業結構差異受貿易、投資、人均GDP和GDP差距的影響。貿易和金融一體化會使各國按比較優勢更專業化的分工，專業化程度的深入（產業相似度的降低）會使一國只專注于某些部門，而發生在這些部門之外的沖擊則不會直接影響到國內經濟體，減弱經濟周期的同步性。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不及發達國家類似，且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調整的階段，產業結構變化快于經濟波動，因此產業結構對經濟協動性的影響可能并不顯著。但產業結構會有間接影響，與貨幣政策、投資等有交互作用，產業結構越相似，兩國投資重點和投資熱度越相近，資本回報率越接近，進而貸款利率相關度越高。投資密度指標的構建與貿易密度類似，是表示金融一體化的長期指標。但與吸收外商直接投資（FDI）相比，中國對外投資量較小且缺乏統計數據，因此本文采用中國吸收i國FDI金額占中國和i國吸收FDI總量的比例，Fit=FDIitFDIIit+FDIIt×100，FDIit為i國對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Iit，FDIIt分別為i國和中國t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量，指數越高，雙邊投資強度越大。指出有較強金融聯系的經濟體之間經濟更同步，但在不完全信息、流動性約束的條件下，金融一體化也會導致專業化從而減少經濟周期的同步性［10］。有限的借貸能力使得金融資產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增加了GDP的聯系，資本通過國際金融市場的短期流動（商業票據、短期國庫券、期貨、期權等），經由利率或匯率的波動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跨國公司投資帶來的長期流動，通過FDI流量和流向變化，影響各國經濟的協動性。我國實際利用外資1985年為19.56億美元，1992年后快速上漲，2009年達900.33億美元，是1985年的46倍，1979—2009年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達9426.46億美元，2009年是全球第二大外資吸收國。外資的大量流入加強了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預期符號為正。

4模型與數據

4.1模型構建

本文在上述相關研究基礎上考慮貿易密度、產業結構相似性、金融一體化中貨幣政策（利率）和FDI投資密度、是否同為亞洲國家對經濟協同性的影響。但貿易密度又受經濟規模、距離、產業結構和匯率變動的影響，產業結構受人均GDP、GDP差距、貿易密度、投資密度的影響。因此，本文基本模型構建如下。

4.2數據來源及樣本選取

Corit的計算數據來自于世界銀行的WDI數據庫。Tit數據來自OECD雙邊貿易數據庫。Sit數據來源聯合國共同數據庫NationalAccountsofMainAggregatesDatabase。Fit，FDIit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FDIIit，FDIIt來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Rit數據來自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與中國的距離（以i國首都到北京的距離）、i國貨幣兌人民幣匯率數據分別來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Indo地理測量工具和IMF數據庫。本文選取1992—2008年17個年度與中國雙邊貿易額占比較大，數據相對完整的39個國家或者地區，分別為：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香港。其余30個國家為：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巴西、加拿大、捷克、丹麥、埃及、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冰島、匈牙利、愛爾蘭、意大利、盧森堡、墨西哥、荷蘭、新西蘭、挪威、波蘭、葡萄牙、俄羅斯、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國、美國；其中亞洲國家和地區有9個。

5回歸結果及分析

應用Eviews6.0軟件，本文在不考慮數據之間的內生關系的OLS模型和考慮內生關系的聯立方程中，分別對中國與世界經濟波動協動性的決定因素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見表3。在簡單的OLS模型中，貿易密度對協動性影響為正且顯著；而產業結構的相似性影響為負即產業越相似經濟波動協動性程度越大，但不顯著；金融一體化中對中國直接投資強度影響為正不顯著，貸款利率相關度影響為正且顯著；是否亞洲國家影響為負，不顯著。而貿易密度受內生變量的影響，產業結構相似度影響為正，且顯著，即產業結構差距越大，貿易密度越高。產業結構相似度也受貿易密度等內生變量的影響，貿易密度和對中國直接投資強度影響為負，且顯著，即貿易密度和投資強度增加，產業結構相似度越高。貿易密度、產業結構相似度、直接投資強度之間有很強的相關關系，采用簡單的OLS回歸得到的結果可能得不到一致性結果，會高估或低估某種因素的影響。在考慮到貿易密度、產業結構相似度的內生關系的情況下，將所有的外生變量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廣義矩估計（GMM）。發現貿易密度、產業結構相似度、直接投資強度變量符號均為正，但都不顯著；貸款利率相關度影響為正、是否亞洲國家影響為負，均顯著。與簡單OLS相比，GMM的擬合優度更高，能更好地解釋中國與世界經濟波動協動性的變化。貿易密度增加對協動性變化的影響程度降低；產業結構相似度影響出現符號逆轉，說明產業結構相似度變量并不穩健，可能需要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產生較穩定的影響；其余變量符號與簡單OLS估計一致。在聯立方程（1）中，回歸結果與普通OLS回歸符號都一致，但貿易密度不顯著，金融一體化中的貸款利率相關度的顯著水平提高，是否亞洲國家變得顯著。結合GMM模型分析發現，在不考慮內生性的普通OLS估計中，貿易密度的作用被高估，與Inklaar等（2008）對1970—2003年21個OECD國家回歸結果類似，貿易密度對經濟波動協動性有影響，但影響低于之前的研究。貿易密度受產業結構、投資流向的影響，如果不考慮這種影響，貿易密度的影響會被高估。貿易密度的波動還受到雙邊經濟總量、運輸成本（距離）、匯率波動的影響，當一國經濟波動（尤其是大國，牽引力假說），首先通過貿易渠道進行傳遞。產業結構除了受貿易、直接投資影響外還與兩國富裕程度（人均GDP）、發展差距等變量相關，因此變動相對較慢，對經濟協動性的影響（主要是共同沖擊）短期中通過其他因素來表現。中國產業結構處于調整階段，投資在產業結構變化中起著較為重要的作用，產業結構相似，兩國投資重點和投資熱度越相近，資本回報率越接近，進而貸款利率相關度越高。一國經濟波動對另一國相同產業有信號作用，兩國經濟協動性程度更大。在聯立方程（2）中，增加產業結構與貸款利率相關性的交互項后擬合優度提高，交互項為負且顯著；產業結構相似度、利率相關度對經濟波動協動性顯著為正；說明貸款利率相關度越高，兩國經濟波動越同步，產業結構差距越大，兩國經濟波動的協動性越強。而在貸款利率較高相關度的條件下，產業結構越相似，兩國經濟協動性越強。因此，在簡單OLS中產業結構對中國與世界經濟波動協動性的作用被低估。貿易是經濟波動短期影響的主要渠道，而產業結構相似性影響相對滯后，長期中國際資本流動性較強，產業結構越相似，受到共同沖擊的可能性越大。是否為亞洲國家的符號均為負，且顯著，說明亞洲國家經濟波動對中國經濟波動的沖擊作用相反，除了受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數據波動大的影響外，可能是因為樣本中亞洲國家與中國經濟產業結構類似，均為工業制成品出口導向國家，與中國產品類似并且相互替代性強，在國際市場上存在競爭。在四個回歸方程中，貿易密度、對中國投資強度、貸款利率相關度符號均一致為正，說明貿易密度增加，經濟波動的協動程度越高，在普通OLS估計中，貿易密度的作用可能被高估；對中國投資強度增加，經濟協動性增加；貸款利率波動一致，與中國經濟波動協動程度趨于一致；中國經濟與亞洲其他國家經濟波動負相關。不考慮內生性的條件下，產業結構相似度對經濟波動協動性的作用不穩健且可能被低估，考慮內生關系及與利率的交互作用下，產業結構對經濟波動協動性影響顯著，產業結構越相似，兩國經濟波動協動性越強。

6結論及對我國的啟示

本文分析了中國與世界經濟波動協同性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貿易密度、產業結構相似度、直接投資強度、貸款利率相關性、是否為亞洲國家等，并分析各因素之間的內生關系。得到以下結論：（1）貿易密度對經濟協同性影響為正，與中國雙邊貿易強度越大，經濟波動協動性程度越強，但貿易密度的作用不考慮內生性的情況下會被高估。與現有研究不同，在聯立方程中，貿易密度對經濟協同性的影響不顯著。（2）分工格局即產業結構相似性對經濟協同性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產業結構與貸款利率有較強的交互關系，現有研究低估了產業結構的影響，產業結構越相似，兩國經濟波動協動性越強。（3）金融一體化作用為正，對中國直接投資強度越大、利率相關度越高的國家的經濟波動，對中國的影響越大。（4）亞洲經濟體與中國出口結構類似，在國際市場上有一定的競爭性，同時受波動數據的影響，亞洲國家對中國經濟波動的作用為負。因此，貿易、投資全球化的加深會進一步帶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波動的趨同，而產業結構的作用往往被低估。而產業間和產業內貿易可能對經濟協動性影響方向相反，因此，未來的研究需要在更長時期內和細分行業上進一步對各影響因素進行對比分析。各國與世界經濟之間的協動性不可避免，世界經濟繁榮時期可以帶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衰退時期則會阻礙我國經濟發展。因此，需調節各影響因素以與世界經濟保持合理的協動程度。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有如下對應啟示：（1）關注主要貿易國的經濟波動，把握世界經濟形勢。在不夸大貿易重要性的前提下，對主要貿易伙伴經濟波動提前監測預警，盡可能回避或減弱不利經濟沖擊。（2）加強關注與我國產業結構相似的國家的經濟周期，按要素稟賦或競爭優勢多樣化分工，減少與世界其他大國經濟同構程度。產業結構變動在長期經濟波動中的作用可能比貿易密度、金融一體化更重要，產業結構相同的經濟體可能會受到更大的共同沖擊。（3）制定差異性吸引投資政策，分散國際投資來源，適度放寬利率浮動范圍，減少對少數地區金融依賴，在世界經濟下行階段緩沖國際資金沖擊。（4）避免與亞洲其他國家過度競爭，利用大國優勢積極發掘其他經濟增長點。（5）加強宏觀政策的合作性，經濟體中不同因素交互影響，政策制定過程中需全面考慮對不同行業貿易、投資、產業結構等的影響，加強財政、貨幣和貿易等政策的協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