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劉曉琴 單位：鹽城衛生職業技術學院公共基礎學院

以人為本、尊重生命的人本主義思想

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治病略例》中說：“二儀之內，陰陽之中，唯人最貴。”他把自己盡畢生心血寫成的兩部方書命名為《千金方》，就是因為：“人命至重，貴于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他在《大醫精誠》中這樣論述道：如果遇上有患病來求救的人，不能夠詢問他的貴賤貧富，年齡大小，是朋友還是敵人，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是聰明還是愚笨，都只能一樣看待，都像對待最親近的人那樣為他考慮。“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像這樣才可以成為老百姓的大醫，否則就是百姓的大敵。“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人的生命是醫學的出發點和歸宿，為醫者要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責任感，不論貴賤貧富，一視同仁；不計名利得失，一心赴救。孫思邈以病人為本，全心全意為病人考慮，對待求治的病人他不分貧富貴賤、老幼美丑，一視同仁，平等對待，珍愛生命，成為后世行醫者的楷模。醫學是直接服務于人的生命科學，對生命的輕視和對人性的冷漠是醫家的大忌。自古以來，歷代醫家關注人們的生命，強調對生命的敬畏和終極關懷，“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的生命是天地間最為寶貴的財富。《周禮•天官•冢宰》記載：“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庀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2］可見，早在古老的周代就設有分管醫療的醫師，并把治病救人作為宗旨，以醫治的效果作為考核醫生和制定俸祿的依據。這種以人為本救濟天下的思想就是對百姓生命的最大關愛。醫學與人的生死安危密切相關，要真正尊重生命的價值、實現生命的價值，從醫者就必須首先樹立“以人為本”的自覺意識。我國古代醫學和醫學教育的發達就是基于人為貴、人命至重的思想，出于對百姓的關愛，對生命的尊重。從根本上說，醫學治病救人的宗旨是通過對人的“關懷”來體現的。從傳說中神農遍嘗百草的滋味、天下水泉的甘苦，“令民之所避，一日而遇七十毒”；到伏羲畫八卦，得以類推百病醫治的原理，嘗試百藥而創制九針的醫術，“以拯夭亡”；到張仲景的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再到孫思邈的精勤不倦，大醫精誠；乃至李時珍不顧生命安危，親自試服草藥，完成了偉大的藥學巨著《本草綱目》。“以人為本”的人本思想孕育于久遠的古代，經過歷代醫藥家們的言傳身行，得以不斷地傳承演進，并成為醫學和醫療事業持續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經久不衰。因此，歷代的醫學前輩們在開展醫療實踐活動的過程中，在漫長的歷史積淀中，催生了中華醫學“以人為本”的原始醫德［3］。

醫乃仁術、濟世救人的儒家仁愛思想

在我國古代醫學的發展史上，醫儒不分，儒家思想為醫學倫理思想及醫學理論注入了強有力的活力。“仁”是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所謂“仁”就是“愛人”。孔子在《論語•學而》中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儒家強調仁者愛人，而醫學正是推行“仁”道的最佳途徑。醫學為“生生之具”，醫學的目的是仁愛救人，為醫者，最重要的應當有仁愛之心。行醫治病、施藥救人就是施仁愛于他人，儒家的仁愛思想因此也成為醫學道德的理論基礎。面對滿目珍饈，只能“看有若無”，因為“病人苦楚”，“不離斯須”，作為大醫，只能產生“慚愧、凄憐、憂恤”之心，“發大慈側隱之心”、“普救含靈之苦”。“仁者愛人”，面對病人的痛苦、百姓的災難，掌握醫術濟世救人是醫家最好的仁愛惠心。具“仁心”，行“仁術”，做“仁人”，成為古代許多知識分子的人生追求和理想選擇。只有心存仁義之心的仁愛之人才能將醫學真正變成濟世活人的仁術。“仁心仁術”賦予醫學以仁慈至善的精神內涵，同時也強化了醫生職業的神圣與高尚，集中體現了儒家傳統倫理的仁愛、仁慈和仁義觀，成為古今醫家普遍遵守的職業倫理道德原則。孫思邈將幼時病痛的經歷化作對醫學的執著和對病人的同情，由自己的病痛想到天下百姓的病痛，將愛己的心擴大到愛“天下人”的心，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儒家“仁者愛人、兼濟天下”的人生追求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可以說在孫思邈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體現。有仁愛之心，才能博施濟眾，對所有患者都“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有仁愛之心，才能做到“勿避險巇”“一心赴救”；有仁愛之心，才能“省病診疾，至意深心”。沒有了仁愛之心，就缺少了對患者心靈的呵護，再先進的儀器，只能帶來令人生畏的冰涼；沒有了仁愛之心，就缺少了對他人苦難的關懷，再精良的醫術也會失去人性的溫暖。“醫乃仁術”，簡單而樸實的四個字，卻概括體現了醫學的真正精髓，體現了儒家仁者愛人、生命至上的仁愛思想［5］。

博極醫源、精勤不倦的民族敬業精神

在中國的傳統醫學文化中，歷代醫圣名家都強調了為醫必須博極醫源、精勤不倦，必須具備孜孜不倦、專心致志的敬業精神。《素問•著至教論》中要求醫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孫思邈在《千金藥方》卷一《緒論》第一《大醫習業》中要求醫生：“凡欲為大醫……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不讀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睹事則不能默而識之；不讀《內經》，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讀《莊》《老》，不能任真體運，則吉兇拘忌，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須探賾，若能具而學之，則于醫道無所滯礙，盡善盡美矣。”［4］孫思邈不僅是醫學大家，同時精通儒、道、佛及諸子百家，這些名家經典不僅增加了孫思邈的見識，也對他的精研醫學起到了極大的輔助作用。沒有知識的廣博全面，哪來技術的圓通周密。只有廣泛博覽諸家經典，涉獵不同領域學科，從典籍中汲取知識和經驗，才能才高識妙，具有精湛的技藝，才能臨事不惑，游刃有余。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自序》中說：我看當今的醫生，不考慮探究經文的含義，用來擴大自己的知識范圍，而是繼承各自祖傳的醫技，始終沿襲舊法。查詢病情，只追求口才敏捷；面對病人一會兒，就處方用藥。“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所以他“勤求古訓，博采眾方”，為的是“多聞博識”、“視死別生”。李時珍愛讀古典著作，就如同吃了蜜糖一樣，他搜羅百家著述，博覽群書，稍有心得就寫下來。醫術的高明源于他飽讀經書，博聞強記，只有勤求古訓、精究方術，才具備了“蒼生大醫”的基礎。正因為醫學的博大精深，經方的玄妙深奧，所以只有用心精微的人，才可以和他一起探討醫學問題。如果用最粗淺的思考去探求最高深的醫學，難道不危險嗎？孫思邈批評社會上有些愚昧的人，讀了三年方書，就認為天下沒有什么病值得治療；等到治了三年病后，才知道天下沒有總是對癥治病的良方可用。因而學醫的人“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步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4］必須廣博深入地探求醫學的淵源，并精心勤奮，毫不厭倦，刻苦鉆研，精益求精，方能精通醫術，明辨病因，成為大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如《病家兩要說》所述：“然必有小大方圓全其才，仁圣工巧全其用，能會精神于相與之際，燭幽隱于玄冥之間者，斯足謂之真醫，而可以當性命之任矣。”只有掌握精湛醫技的人，才可以擔當性命的重任。而高超醫術的獲得，必須要有精勤不倦、刻苦鉆研的精神。

重義輕利、清正廉潔的傳統道德規范

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明確指出：醫生不能憑借自己的所長，一心一意謀取錢財，只能產生救苦救難之心。宋代林逋《省心錄•論醫》中明確指出：沒有“恒德者”不可以當醫生，因為關系到人的生命之所在。明代醫學家陳實功在《外科正宗•醫家五戒十要》中指出：第一要懂得儒理，然后才能知曉醫理。這些論述都強調了為醫者的道德修養，這是行醫救人的前提條件。明清時期，關于醫學倫理道德的著述繁多，論述廣泛，名醫大家們精辟的論述和見解，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醫倫理學思想。主要有李梃的《習醫規格》，喻昌的《六不失》，龔廷賢的《醫家十要》、《病家十要》，陳實功的《醫家五戒十要》，繆希雍的《祝醫五則》，李中梓的《不失人情論》，張璐的《醫門十戒》；徐春甫的《庸醫速報》等，顯示了中華民族傳統醫學文化的繁榮和昌盛。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認為：“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舍身而取義者也。”荀子主張以義制利，重義輕利，提倡君子“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朱熹說，為義就是“向圣賢之域”，為利就是“趨愚不肖之徒”。中國傳統文化中重義輕利的義利觀、清正廉潔的理想人格對傳統醫德有著深刻的影響。醫古文中眾多篇章都記載了古代醫家重義輕利、清廉正直的言行和品德。晉代楊泉在《物理論•論醫》中指出：醫生，不是忠厚廉潔善良的人，不可以相信。明代醫家陳實功在《外科正宗•醫家五戒十要》中說：不管病家年齡的大小、身份的貧富，不管他錢財的多少輕重有無，“當盡力一例施與”；凡是來看病的貧窮之家及游食僧道衙門差役人等，不可以向他收取藥錢，只能送藥。再遇到貧窮困難的人，也應當量力贈送，這才是仁術。清代名醫費伯雄在《醫方論•序》中更是明確提出想要救人可以學習醫術，而想要謀利則不可以學醫。假如我自己有病，“望醫之救我者何如？”假若我的父母妻子有病，“望醫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觀，則利心自澹矣！利心澹則良心現，良心現斯畏心生。”［6］

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中批評了當時企盼權勢、追名逐利的社會風氣，他說：奇怪當今社會上的讀書人，竟然不重視醫藥，不精心研究救人的醫術，只知道爭相追求榮華權勢，仰慕豪門權貴，“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務”，他要求學醫的人不要被名利所誘惑，不要貪圖權勢，專心于醫業，救人生命。孫思邈學識淵博，醫技精湛，但他拒絕隋唐兩代帝王的官職聘請，堅持民間行醫，淡泊名利，心系百姓，最終撰著《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三十卷，成為一代名醫。孫思邀之所以在中國醫學史上被尊為偉大的醫藥學家，不僅因為他在醫術上的光輝業績和巨大貢獻，還因為他為中華醫學的倫理道德規范樹起了歷史的里程碑而流芳百世。《大醫精誠》，被譽為“東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孫思邈這位唐代的醫藥學家，在八十余載的杏林生涯中，醫術精專，安貧樂道，不慕榮利，為醫學界樹立了醫德高尚的“蒼生大醫”的光輝形象；他融會貫通，博采眾長，形成了自己的醫德思想和學術體系；其《大醫精誠》澤被后世，影響深遠，成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思想的最佳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