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顧昭明 單位：山西醫科大學黨委

毛澤東是偉人，也是凡人。他具有偉人的情操和凡人的情懷。如《賀新郎》生動地描寫了毛澤東與楊開慧平凡而又高尚的愛情，表達了當革命需要時,他們毅然割斷愁絲忍住熱淚,離別親人,投入革命的情懷。再比如，《沁園春•雪》，其境界宏遠，氣魄雄偉，不但寫出了北國風光的奇麗，更寫出了革命者博大豪壯的胸懷和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概。毛澤東的詩詞洋溢著對自然美、生活美和價值美的追求，極大地陶冶了人們的情操,達到了美育的效果。

毛澤東認為：“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斗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1］（P861）。他指出，文藝作品既不是現實生活中自然形態的粗糙的東西，又不是宣講哲學的講義，而是把作家對生活的認識和理解以及對生活的信念寓于形象當中，通過形象來激發受教育者的聯想、想象，進入美的境界，受到潛移默化的熏陶。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領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實踐中，為促進文藝繁榮和科學發展，高屋建瓴地提出了“雙百”方針。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明確指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針對國內外、黨內外種種疑慮，1957年上半年，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對“雙百”方針作了充分的理論闡述，強調這是一個長期性的基本方針，指出真理與謬誤、美與丑的對立斗爭任何時候都存在，社會主義社會解決這些矛盾的辦法，就是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來辨別假惡丑、真善美。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系統地闡述了關于人類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的觀點；人的認識來源于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的觀點；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以及產生質的飛躍的過程互相聯系，統一于實踐以及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能動地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的觀點等，這是對實踐概念的豐富和深化，也是對美學的貢獻。毛澤東主張美育的實施原則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革命的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毛澤東從不孤立地談美、談藝術，他的美育思想是與其德育、智育、體育思想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毛澤東關于全面發展教育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他認為，美育與德育是美和善的關系，美育與智育是美和真的關系，美育與體育是精神和物質的關系。他認為游戲、手工、圖畫、音樂這些美感教育是學校不可缺少的。建國后，經他批準發布的政務院《關于改進和發展中學教育的指示》和《小學暫行規程（草案）》明確提出了“必須貫徹全面發展的方針，要注意學生的智育、德育、體育、美育的教育，有步驟地實施基本生產技能的教育”；“美育方面，使兒童具有愛美的觀念和欣賞藝術的初步能力”。我國自古關于知與行的探討，充分強調了實踐在認識中的作用。毛澤東的教育思想，重點就在于強調實踐教育。一個人審美能力的養成，是各種審美場所和環境共同作用于審美主體的結果，這就要求審美教育必須通過各種渠道施教，參與實踐活動是一條重要渠道。毛澤東認為教育應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提出“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通過勞動逐漸革除了千百年來“讀書高尚，勞動卑下”的思想，使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的差距不再遙遠，這個方針使新中國的幾代人的審美觀念發生了新變化，這便是勞動美審美理想的建立。這一理想使知識與勤勞集于一身，真正做到了“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因而，毛澤東關于美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是立足現實、放眼未來的。

毛澤東繼承了中國傳統藝術之剛陽一派，他的美育思想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勇于斗爭、善于革命。他認為，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毛澤東認為美育的過程是一種特殊的審美創造活動，它的形象性、情感性以及個人創造性，就決定了它有超越直接物質性和現實功利性的特征。根據兩種價值判斷尺度，毛澤東進一步提出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的原則“。統一”具有不可分性和不可替代性。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具有重要意義。從審美心理來說，崇高美的體驗，通常是通過主體的精神力量超越因客體的強大帶來的痛感，肯定主體的本質力量而產生審美愉悅。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大，這是一切事物內部力量的運動規律。要表現人的崇高偉大，就應當把人放到自然和社會的實踐活動中，把人置于與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的矛盾沖突中，使人在與強大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的較量中，戰勝、超越這些強大的力量，以此來表現人格力量的崇高。

毛澤東倡導馬克思主義原理必須同中國實踐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才能指導中國走上解放的道路。從美育的角度看，就是說不僅美育的內容為大眾所熟悉、接受，而且形式也要為大眾所喜聞樂見。只有如此，才能使文藝作品以及其他審美教育的形式滿足人民群眾的心理需求，達到審美教育的目的。發展民族化的美育必須立足于民族生活的土壤。所以他提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1］（P844）。要創造大眾化的作品，這些作品在內容上要寫群眾所熟悉的現實生活，在表現形式上要通俗化。通俗化的形式是指那些為老百姓所熟悉的民間形式，如地方戲曲、民間說唱等。語言通俗化，才能寫出群眾看得懂、聽得明白的作品，群眾才會喜聞樂見。如何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美育，毛澤東提出藝術要有獨創性，要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和民族特點，中國的藝術既不能越搞越古，也不能越搞越洋，而應當越搞越帶有自己的時代特點。我們學習古代，借鑒外國，不能被古代和外國同化，目的是要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國美育。

在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上，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徹底顛覆了此前所有貴族化、西方化、個人化的文學傳統與書寫經驗，更為重要的是，它以鮮明的指向和姿態，建構了一種以人民大眾為主體的文學觀念和美學原則。對于美育的對象，毛澤東定義為人民大眾。毛澤東反用“對牛彈琴”的成語，來譏諷自作高深的“彈琴者”，笑其講道理、進行教育不看對象。所謂美育中的“美”，是“育”的條件“，育”是根本。所以在美育中沒有孤立的絕對意義上的美，只有美與對象發生聯系的時候，美育才會產生。因此一定要重視大眾的口味。這種接受主體的定位，強調的是美育效果的“最大化”，即最大限度地實現民眾的審美價值。

毛澤東美育思想博大精深，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啟示。正如他所稱道的，美具有解放人的性質。美育的普及和運用必然會促進人的解放，人的全面發展。把美育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運用到學校教育的全過程，引導學生進行審美修養，可以大大提高學生的整體素質。通過這些教育，使每個個體都自覺地做到心靈美、行為美，從而以完整的人生態度去對待社會，實現身心和諧、人與人的和諧與社會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