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安石人才觀之分析

被列寧譽為“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的王安石，基于北宋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從“教”、“養”、“取”、“任”四方面提出了人才形成的一般規律和方法，從而形成了一個系統的人才理論。所謂“教之之道”，即人才的教育培養問題。在這方面，王安石以一個社會改革家的視野來審視教育，他否認天才說，認為教育才是造就人才的基本途徑和手段，而培養人才首在學校，應“陶冶而成之”，所以他尤為重視學校教育。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他指出“古之取士，皆本于學校……自先王之澤竭，教養之法無所本，士雖有美才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議者之所患也”[3]，強調從中央到地方普遍設立學校來育才。為此，他提出了學校教育的目的即培養“有實才可用者”，認為學校教育應堅持“茍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于學”[4]的實用性原則，并通過設置一些同社會實際緊密結合的課程以培養“崇尚務實”、“經世致用”之人。可見，培養實用型人才成了王安石教育改革的首選，同時也成了衡量人才的一個重要標準，即培養出的人必須有益于國家、造福于社會，也就是說要有一種務實精神，否則只會紙上談兵而誤國害民，這是最為王安石不齒的。所謂“養之之道”，即管理、扶植人才的方法。對于如何養才，王安石提出了三項措施：首先，“饒之以財”。王安石認為“人之情，不足于財，則貪鄙茍得，無所不至。”[5]所以在人才培養的問題上，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以利養廉的觀點，即給予一定的物質待遇，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于貪鄙之行。”[6]這樣，他們才能專心于本職，而不必一邊工作一邊兼營農商，避免其只謀利不謀政，甚至貪污受賄“侵牟百姓”。[7]也就是說，人才的培養要在物質供應充足的基礎上來展開，否則人們只會陷入唯利是圖的泥淖之中，所謂的服務社會也只能成為一句口號而無法落實而已。其次，“約之以禮”。為了避免人的欲望過度膨脹后產生“以奢為榮，以儉為恥”的不良風氣，王安石把“禮”作為規范人們行為的準則，但這又不單純是對人性的壓制，也不同于后來朱熹的“克己復禮”，而認為“禮始于天而成于人”，主張在遵循人天性的基礎上以一定的行為準則加以約束和調節，以此避免“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廉恥之心毀也”現象的發生，進而達到“正人氣而歸正性”的目的。再次，“裁之以法”。何謂“裁之以法”呢？王安石解釋道：“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也，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8]只有當人們不服從教育、不遵循禮制的約束時，才依據法律、以刑罰來制裁，從而使人才的培養步入正軌，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依法治國的重要性。當然，在人才的培養方面，財、禮、法都只是外在的附加之物而已，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需內部因素發揮作用，即對自身素質的提高，對自身修養的完善，因此，提高人才自身的素質也勢在必行。所謂“取之之道”，即人才的選拔。在《材論》一文中，王安石指出：“廣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眾，患上之人不欲其眾，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9]就是說高層管理者一定要辯才、識才，否則“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10]，這也是對人才的浪費。因此在人才的選拔方面王安石提出了三個環節：“問以行”、“問以言”、“試之以事”[11]，通過言行及具體事例來考察一個人的能力，以此來減少“推恩蔭補”的諸多弊端，這是從注重外在名分向注重內在本質的轉變。也就是說，在人才的選拔方面，既要“取之有道”，又要以言行一致、德才兼備為依據，通過精查使選拔出的人能更好的為國家所用。可以說王安石的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對當今重學歷、輕能力、托關系的社會現實還是有諸多警醒意義的。所謂“任之之道”，即人才的任用、配置和使用方法。在論述了“教”、“養”、“取”之后，王安石進一步闡述了“任”的重要性，他強調：“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12]就是說用人應量其德才之大小，用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從而達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目的，這是發揮人才作用的最為重要的一環，因為只有任用得當，才能使人才在各自的領域內有所建樹。總之，從人才的培養到最后的任用即發揮作用，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王安石始于教而終于任的人才教育制度很好的闡述了各階段的關系，即人才的教是根本，養是教的繼續，取和任是教的作用，四者緊密相連，缺一不可，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陶冶人才的教育制度。

二、王安石的人才觀對我國當下學校教育理念的啟示

教育理念揭示的是教育的應然狀態，具有豐富而深厚的內涵，是人們對教育現象或活動的理性認識、理想追求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教育思想觀念和教育哲學觀點，它是教育主體在教育實踐、思維活動及文化積淀和交流中形成的教育價值取向與追求，具有相對穩定性、延續性和指向性的特點。[13]然而在當下的學校教育理念中，教師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由此而衍生出了教育教學中的一系列問題，諸如在教師的教育與培訓中理論與實踐相脫節；對教師的管理缺乏有效性與系統性；在教師的選拔與任用上缺少一定的制度保障等。縱觀王安石的人才觀，它反映了陶冶人才過程中某些帶有根本性和普遍性的問題，所以即使在當代，仍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尤其對學校教育理念的更新更具啟發性。

1.規范教師教育與培訓，學用一致

教師的教育與培訓即王安石人才觀中的“教”，亦即師范學校中對準教師的培養。目前一些學校對師范生缺乏明確的培養目標，在課程或專業設置上與社會需求脫軌。按照王安石的觀點，對人才的培養，學校首先要有一套具體的培養方案———“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根據社會需求制定長遠目標以此循序漸進地開展，同時在師范生的課程設置上也應加強針對性，去掉一些不合時宜的教學內容。其次在師范生的教育中應遵循學用一致原則，學校既要注重學生理論知識的學習，更應加強對其教學技能的訓練，結合現代化教育技術，如微格教學，實現“講———練———評”三位一體，從而使培養出的師范生具有一定的真才實學。另一方面，加強教師的在職培訓。在職培訓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適應教學，但據一份對培訓教師的調查顯示[14]，43.3%的教師認為“培訓者一講到底，方法非常單一”；不少教師反映，目前大部分培訓內容過于抽象，針對性不強，實效性差。因此在培訓之初首先應確定教師的學科背景，根據專業特長及所教科目的特點，并結合教學實際中遇到的問題“對癥下藥”，既要彰顯學科性又要強調可操作性，用王安石的觀點來說就是要突出實用性，避免只重說教而使培訓流于形式，這樣教師才能將培訓中所學應用于具體的教學實踐中，為學生的成長成才服務。同時在培訓中應注重對教師創新意識的培養，使教師打破常規從而更好地教學。

2.加強教師管理，禮法并用

首先，提供物質待遇，即王安石的“饒之以財”。教師雖然神圣，卻也只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員，也需要生活，尤其在廣大的鄉村偏遠地區，基于生活所迫，一些教師常產生倦怠心理，能夠真正留下來一心為學生的教師更是少之又少。據一份農村地區教師調查問卷顯示[15]，在問及“教師最關心的問題”時，78.9%的教師選擇“待遇”；在“最需迫切解決的問題”中，47.9%選擇了“加工資、改善生活”，從中可以看出，農村教師的生活滿意度并不是很高。因此，要想永久地保持教師隊伍的生機，學校及教育主管部門就要首先從生活上予以解決，包括教師的婚姻、住房、工資等，并通過各種福利豐富教師的業余生活。物質上有了保障，精神上才有動力，教師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學中，這樣既可以避免一些教師以補課為名向學生收取費用，也可使教師“致其力以生天下之才（財）”，亦即“高薪養才”。其次，注重師德建設，即“約之以禮”。古人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然而在現代社會，物欲的滿足往往帶來道德的淪喪，新聞媒體屢屢曝光的一系列“欺童”、“辱童”事件已經為人們敲響了警鐘。因此，加強師德建設迫在眉睫，通過一些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促使教師對自身行為予以反省，不斷提高自身的修養，以自身的知識內涵詮釋“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的訓條。只有道德上的不僭越，教育中才更能體現出人性化來，教師也才能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去影響學生，真正起到為人師表的作用，即“以禮約才”。再次，加強法制建設，即“裁之以法”。有時單純依靠“禮”、“德”并不能杜絕所有的違法犯罪行為，此時就需借助法律效力。這里所說的“法”不僅僅是對教師自身的違法行為而言，同樣適用于侵害教師權利的違法行為，為此我國的《教師法》《教育法》等對教師的權利與義務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只有對教師的責任與權利從法律上予以約束和規范，并嚴格依法辦事，才能更好地促進教師自身的發展，即“依法育才”。

3.規范教師選拔制度，量才錄用

在選才的問題上，首先就是要識才，應“精察之”、“慎用之”。但當下許多學校在選拔教師時仍存在著僅以具備教師資格證或選拔考試的分數為依據的現象，雖然“強記博誦而略通于文辭”是教師應具備的素質，但真正的實力則來自于教學。對此，王安石提出了“知人則哲”的觀點，即要透徹地了解一個人的品德和才能，就不能為其表面假象所蒙蔽，要以“試之以事”為考察的核心，這才是檢驗培養出的人是否具有務實能力的關鍵。另一方面，由于每個人的專業特長不同，因此在教師的選拔上不能求全責備。對此，王安石明確指出“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16]通才與專才各有利弊，只有將其安置在合理的位置方能揚長避短，因此，在教師的選拔上，中小學應以通才型的教師為主，而高校則以專才型的教師為最優，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教師隊伍的優勢，真正做到量才錄用。

4.合理配置教師資源，任人唯賢

首先，“任之以專”，即充分發揮人才的專業特長，所以王安石說：“夫人之材成于專而毀于雜”，這就要求學校在任用教師方面“用其長”、“用其專”，而不能為解決師資問題實行跨科教學，如此才可使教師結合自己的學科背景，充分發揮其專業特長，并在所屬的教學領域內有所建樹。其次，“任之以久”，即對人才的任用要相對穩定。在王安石看來，“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17]就是說通過對人才的長期任用來考核其政績。對教師而言也同樣如此，“用其久”既可以使之有充足的時間發揮才能、展現教學成效，又可避免因頻繁的更換任課教師而給學生造成額外的壓力；同時還可發現不稱職的教師，或勉其努力，或“固知辭避而去矣”。再次，“任之以信”，即用人貴信。王安石認為既然用人就要“信其忠而不疑其偽”，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是一條重要的用人原則。但在教師的教學方面，學校往往設置了太多的規范，教師為了完成教學任務也不得不按部就班，甚至批量化教學。同時，學校的過多干預也使教師在理論與實踐的矛盾中手足無措，更有甚者，為了應付上級領導的檢查而弄虛作假，致使教育失去了原有的任務與使命。所以，在教師的教學方面，學校應該少一些框束，多一些自由，少一些規格，多一些默許，尤其對一些有創造性的教師更應大力支持，從而使其在教育領域內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正如東北師大盛連喜教授提出的“尊重的教育理念”[18]一樣，學校不僅應該尊重教育規律、尊重學生，更應該尊重教師。

三、結語

教育是一個創造性的活動，而作為培養人才的教師，更是人才之本，理應受到高度重視。只有當學校以教師為本時，教師才能最終以學生為本，如此，才能培養出一流的學生，也才能稱之為真正的人才，這才是人才培養之源。王安石的改革雖因歷史原因而在那個時代夭折，但其思想中的精髓依然存留于今天，“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以史為鑒，博采眾長，才能有所超越。雖然每個教師的素質條件迥異，但關鍵在于如何為教師提供一個充分發揮才干的平臺，從而使其以高度的教學熱情投入到教育活動之中，這或許才是對當今學校教育理念的一種全新的詮釋。

作者：慕曉玲 冷澤兵 單位：西華師范大學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