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下中國信息傳播環境的現狀

社會化媒體的快速發展刺激傳統媒體記者開始全媒體化，受眾兼具信宿和信源的雙重身份。傳統的人際交往模式呈現出從現實空間向虛擬空間轉移的趨勢，人們逐漸習慣運用各類社會化媒體來整合自己的人際資源，各類信息依托半封閉半開放的社會化媒體傳播環境得以快速蔓延。現在，人們對社會化媒體的依賴性使我們生存的世界正在重新部落化，傳統的信息生產模式現已發生巨變，技術語境的變遷賦予社會化媒體受眾更多的信息權力，他們既可自行生產信息，成為信息生產的前端;也可轉引他人信息，成為信息傳播過程中的一環。面對互聯網中的海量信息，社會化媒體的受眾解讀信息的能力與其是否能夠接近事實真相密切相關。因此，培養社會化媒體的媒介素養有利于受眾判斷力和消費信息能力的提升，從而降低盲目行為帶來的社會風險。

二、社會化媒體傳播中的信息風險

在全球范圍內的資源整合和勞動分工的時代背景下，人際交往的方式逐漸虛擬化，面對面的親密交往行為被社會化媒體中的即時互動取代，人們對社會化媒體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在傳統媒體時代，廣播、電視和報紙作為受眾了解風險信息的主要媒介，具有“喉舌”和“過濾”功能，它們通過過濾風險信息的方式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而在社會化媒體時代，媒體的把關功能逐漸弱化，社會化媒體相對于傳統媒體釋放了更多的話語空間，受眾開始成為自己的信息把關人。Lindsay認為，各類風險事件驗證了社會化媒體在風險傳播中的作用，如發出預警、接收與求助救援、恢復工作以及監測事態發展和實時信息。社會化媒體為人們提供便利的同時也蘊含著各種信息風險，筆者認為“信息風險”是指在信息流動過程中，由于信息內容的失真、損耗或遲滯等原因從而導致謠言的生成和擴散，最終影響受眾的信息決策，引起社會恐慌情緒的蔓延。社會化媒體中的信息風險大體可分為三個類別。第一類是西方媒體傳播的信息風險。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在《世界風險社會》中曾指出:風險社會制度是一種新秩序的功能，它不是一國的，而是全球性的。社會化媒體信息流動的特點模糊了國際風險和國內風險之間的界限。一些國際風險信息在社會化媒體的助力下得以在中國境內傳播，如“美國校園槍擊案”“波士頓爆炸事件”“馬航MH370失聯”等都曾在我國的社會化媒體中引起熱議。此外，信息傳播空間的改變使信息傳播的過程和結果更難控制。西方媒體能跨過政府的信息宏觀調控，通過社會化媒體平臺直接向中國受眾傳播信息，既可以傳播西方社會的思想文化又可以表達其對中國社會的態度和看法。我國傳統媒體的“喉舌”功能使受眾對境外媒體的報道更加好奇，因此受眾并不排斥外媒的社會化媒體信息。如新浪微博中的“@美聯社”有13萬粉絲，盡管粉絲數量遠遠低于我國傳統媒體的社會化媒體平臺，但從評論和分享的情況來看，其信息具有廣泛市場。基于西方國家和我國在社會體制和價值觀上的固有差異，外媒的社會化媒體信息中不可避免地夾雜著西方意識形態，在長期的傳播過程中可能會削弱我國受眾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認同，進而危害國家安全。第二類是盲目相信社會化媒體中的熟人信息所帶來的信息風險。社會化媒體使朋友之間的現實人際關系開始向網絡空間轉移，通過微信、微博、人人網和QQ空間的高互動性不斷加強虛擬和真實空間中的社會聯系。信源的確定性使受眾盲目地相信信息內容，在不確定信息真假的情況下將信息傳播至下一個圈層，不確定性消息在熟人社會的快速傳播容易演變成謠言且不容易被控制。謠言的傳播容易引起社會的恐慌情緒，不利于社會的穩定發展。第三類是社會化媒體新聞客戶端報道議程設置中的信息風險。目前，我國的社會化媒體新聞客戶端多以新聞整合的姿態出現，信息更新速度雖然遠遠高于傳統媒體，但準確度不高。在傳播社會風險事件的過程中常因追求發布速度使失真信息廣泛傳播。如在“MH370失聯事件”中，騰訊新聞客戶端通過整合各種來源的新聞信息直播事件的最新進展。未經證實的信息導致了網絡謠言的發酵，之后騰訊新聞客戶端開設“辟謠專版”專門為已發布的消息糾錯。同時，社會化媒體新聞客戶端的議程設置方式中也隱藏著信息風險。議題的設置與組合安排方式建構了社會風險，社會化媒體的議程、政府議程、傳統媒體議程與受眾議程之間相互影響，新聞客戶端在整合新聞資源時建構了信息風險，影響了受眾對生活事件的態度和行為。如近來騰訊新聞客戶端連續報道的“女生返校途中失聯”引發了社會對女性安全的討論。在社會化媒體場域內，與受眾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風險信息更容易被受眾關注和感知，也更易引發社會風險和道德討論。當下社會化媒體成為建構風險信息的平臺，其信息流動的特點和多元化的傳播功能既能夠傳播積極信息，也能使風險信息更具傳播力。社會化媒體受眾以草根階層為主，其媒介素養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營造良好的網絡輿論環境，也有助于我國社會的和諧發展。因此，研究社會化媒體語境下的受眾媒介素養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三、應對社會化媒體的受眾媒介素養教育新路徑

(一)傳統媒體語境中的受眾媒介素養教育

1992年美國媒介素養研究中心提出“媒介素養是指人們面對媒介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造和生產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應能力。”英國學者凱麗•巴查爾格特(GaryBazalgette)認為，獲得進入多種媒介和接觸各種媒介傳播內容的路徑，并能對此作出明智的選擇;了解各媒介使用的獨特傳播技術和傳播手段;懂得媒介的產品制作過程、制作目的，以及媒介如何應對其受眾的反應;利用媒介表達思想和傳播信息。我國的媒介素養教育研究發端于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傳媒大學的張開教授在《媒體素養教育在信息時代》中將媒體素養定義為:媒體素養是傳統素養(聽、說、讀、寫)能力的延伸，它包括人們對各種形式的媒介信息的解讀能力，除了現在的聽、說、讀、寫能力外，還有批判性地觀看、收聽，并解讀影視、廣播、網絡、報紙、雜志、廣告等媒介所傳輸的各種信息的能力，當然還包括使用寬泛的信息技術來制作各種媒體信息的能力。筆者認為，媒介素養教育注重受眾使用媒體和解讀信息的能力，側重于培養受眾面對信息時的批判性思維，并掌握甄別信息真假的能力，使其適應不斷變化的媒體傳播環境。

(二)社會化媒體語境中受眾媒介素養的延伸

1.受眾進入社會化媒體信息場域的技術素養

隨著移動互聯網、社交軟件以及各類智能終端的開發利用，使用新媒體的能力已成為現代人的必備素質之一。基于web2.0技術之上的社會化媒體現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加強社會聯系、文化娛樂、了解信息和學習技能的主要途徑之一。技術素養是受眾在學習科學技術知識的過程中形成的認知體系，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科學技術及其產品的認知和理解能力，另一方面是具有運用科學技術和使用信息產品的能力。移動互聯網技術、智能終端和各類APP構成了受眾進入社會化信息場域的物質基礎，了解社會化媒體是有效利用社會化媒體的前提條件。首先，受眾應獲得硬件設備、掌握接入互聯網的資源并對各類智能設備有一定的認知，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使用現有的各類設備之外，也應關注科技變革背景下所產生的各類新產品的技術特點。其次，應掌握下載和安裝各類社會化媒體軟件，包括微信、微博、新聞客戶端和其他社交軟件。受眾對社會化媒體的消費訴求不同，在了解各類App的布局特點和使用方式之后，大多數受眾會在眾多App中選擇適合自己使用習慣的產品，如今各類App紛紛推出個性化服務，明確的消費目的有利于更加有效地使用信息。再次，受眾應掌握社會化媒體應用的各種基本功能，培養自身獨立獲取信息、生產信息、傳播信息和表達自我的能力，即發送信息、接收推送信息、分享已接收到的信息、向他人轉發信息和通過評論表達自我。社會化媒體中用戶會收到自己所關注的其他賬戶的推送信息，推送服務節省了用戶搜索新聞信息的時間，各類公共服務號、新聞客戶端以及關注的人所生產的信息隨時會被推送到每個節點，收到信息的個人通過分析解構信息之后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將信息分享到自己的社交圈或是將信息轉發給其他目標對象。社會化媒體的評論則是表達自我和參與輿論建構的重要功能，評論功能的有效使用可以使受眾與他人溝通思想，行使自己的公民權。現如今，各類第三方應用之間的連接極大地豐富了受眾體驗，拓寬了信息傳播渠道，技術素養已成為社會化媒體媒介素養的一個重要向度。

2.受眾批判性思考社會化媒體信源的能力

受眾在信息消費過程中的滿意度取決于其獲取信息的難易程度，即選擇或然率越高的信息越能吸引受眾，因此，社會化媒體的技術特點使其成為人們生產和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社會化媒體的信息生產者以普通人為主，信息通常在經權威部門驗證前就已被廣泛傳播，一些失真的原始信息在傳播過程中極具社會風險。由于社會化媒體信息把關的缺位、信息生產者身份的匿名性、受眾信息消費高度自由以及平臺的開放性等多種原因，信息常處于先被傳播后被驗證的尷尬狀態。在2013年3月發生的“馬航MH370失聯”事件中，各類偽造國際級權威媒體信源的信息在各大社會化媒體中大肆傳播，真假難辨。國內外各大社交媒體中涌現了標示為“馬來西亞官方發布”“美聯社最新消息”或“CIA調查結論”的信源不時地披露客機行蹤。例如，《羊城晚報》等多家媒體的微博發布了內容為“據CNN報道，馬航MH370航班已確定在越南胡志明市以北100公里境內墜落”的微博，而事實上CNN的官方網站從未出現過相同或相類似的報道。社會化媒體的技術特點使信源真假更難辨識，媒體和受眾都存在信錯信源的風險，盲目地成為風險信息傳播中的節點。信源的可信度、時效性、接近性、轟動性、娛樂性和公信力等均是影響受眾信息判斷的有力因素。受眾在感知風險時的第一反應是向自己的熟人社會傳播風險信息，以維護其群體利益。盲目傳播的行為導致失真信息的多次傳播，易引發社會的不安情緒。甄別信源真假的能力有利于遏制謠言的傳播。筆者認為，受眾可分別從信源的獨立性、信源的多樣性和信源的社會公信力這三個維度出發去辨識信源。受眾作為其自身的信息把關人，應明晰自己的信息消費訴求，即哪些信息是其作為社會公民有權力且必須知曉的。首先，受眾應思考接觸到的信息是否為獨立信源。信源在信息生產過程中可能會受到來自經濟、情感、政治以及宗教等方面的影響，從而影響信源的獨立性。信源與受眾之間的相似性會引起二者之間的情感共鳴，易于影響信息傳播的效果。其次，受眾不應滿足單一信源的信息供給，應比較不同信源以獲得準確而全面的信息。國內更大媒體、政府和社會權威的微博實名賬戶或微信公共服務號相對于個人信源更具公信力，在風險事件發生時，受眾可考慮從權威信源獲取信息。再次，應批判性地思考熟人信源的可信度。以微信為例，朋友圈中的成員多為親密的群體成員，彼此信任度高，加之微信私密的傳播情境極易成為謠言傳播的利器。受眾可以在眾多信源中盡量選擇公信力高的權威信源來接受信息以減輕假消息的侵害。

3.受眾閱讀社會化媒體信息文本的能力

網絡中的信息魚目混珠，現代生活的快節奏導致人們的信息消費時間十分有限，而社會化媒體中的碎片化信息與事實真相往往相去甚遠。網絡熱門話題在提高受眾參與度的同時也加速了各種不確定性的傳播。此外，新信息不斷覆蓋未經證實的舊信息，受眾在新舊更替的信息之間更加難以辨別孰真孰假，錯誤信息或謠言容易轉移受眾對真相的關注和探索，而受眾的記憶也被不斷碎片化。虛假或錯誤的信息在社會化媒體中的發酵、傳播都是誘發社會風險的不安因素。傳統媒體“把關人”的角色在社會化媒體語境下日趨多元化，政府部門、利益集團、民間組織、權威媒體和社會個人都可以成為信息傳播過程中的把關人。面對海量信息，我們該選擇什么信息并且相信它成為考量受眾媒介素養能力的標準之一?比爾•科瓦奇和湯姆•羅森斯蒂爾在《真相:信息超載時代如何知道該相信什么》一書中認為，在新證據面前，真相會逐步發展，公共生活領域的真相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發清晰。并提出了“懷疑性認知方法”，即(1)我碰到的是什么內容?(2)信息完整嗎?(3)信源是誰/什么?(4)提供了什么證據?(5)其他可能性解釋或理解是什么?(6)我有必要知道這些信息嗎?這六個步驟從媒體內容出發，清晰地闡釋了受眾在信息認知過程中甄別信息的可行性方式。社會化媒體中的信息種類繁多，其中既包括來自事件當事人的原始信息，也包括官方和媒體對事件最新進展的權威發布，還可以是來自社會組織和利益體團體的廣告宣傳。信息的類別和形式影響著受眾對信息的判斷，不同的信息表達方式中隱藏著不同媒介或個人的價值觀。社會化媒體受眾首先應辨別接觸信息的種類，探究信息編碼的目的，而不應在未辨別信息種類的前提下盲目地解構文本。其次，受眾應觀察信息已有或缺失的內容。社會化媒體中一類信息會直接陳述事實，常見于各門戶網站所提供的滾動消息或通訊社發布的通稿;另一類信息是將經過選擇的不同事例整合為同一個事件，通過議程設置的方式引導受眾的思考。真實是信息可信性的首要條件，受眾在閱讀信息文本的過程中，應綜合考慮信息在敘述過程中是否再現了事件發生時的語境，涉事人物的言論是否客觀公正，其對事件細節的描述是否出現前后矛盾，事件發生的時間是否有明顯的錯誤。同時，受眾可比較來自其他信源的消息與已閱讀過的信息之間是否有較多出入，最終對涉事的信息的準確性和社會價值作出綜合的評判。再次，信息內容的敘述過程中是否提供了足夠的證據來證明信息是真的且值得相信。各類信息陳述的事實可以讓我們明確一部分已經發生的事，但仍有部分事實是未知的。在信息接觸與閱讀行為發生之后，我們應該思考信息在敘述過程中是如何整合不同視角的證據，以此來完成中心議題的闡釋工作。本著批判性思考的原則，樹立不偏聽偏信的信息觀念，克服先入為主的自然心理，根據個人已形成的知識體系思考信息內容，還可以通過搜索關鍵詞的方式去檢索同一議題的歷史背景和其他報道，盡可能多地了解確切的信息，隨時關注事態的后續報道以獲得更加完整的信息圖景。最后，受眾可以從語言的微觀層面來解讀信息，剔除附加在各類細節性描寫之上的修飾語。文字是社會化媒體信息的呈現方式，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信息損耗。盡管真實的信息要求信息生產者對事件應持有客觀公正的態度，但個人社會背景的差異性導致信息生產者在編碼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通過修辭、隱喻、片段化和模糊信息源等方式融入自己的傾向性和意識形態，建構文本框架。

4.受眾讀圖和觀看視頻的視覺素養

娛樂性極強的圖片或視頻成為受眾判斷是否有必要繼續消費信息的重要指標之一，圖片或視頻不僅能夠跨越語言和文字的障礙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中傳播，而且還能使人們能夠在有限的時間中最大化地消費信息。在網絡生活中，人們常說“有圖有真相”，而鮑德里亞認為圖片是“超真實”的。圖片或視頻從情感層面影響我們對事實的感知和判斷。當風險信息出現在社會化媒體中時，圖片或視頻的視覺沖擊力和場景體驗是聲音和文字信息不可比擬的。信息在圖片的建構和解構過程中逐漸流失，受眾更是容易消解圖片中的部分信息，甚至產生誤讀。在社會化媒體語境下，受眾應批判性地解讀圖片，樹立有圖不等于有真相的觀念。2013年在社會化媒體中廣泛傳播的“深圳最美女孩”給街邊乞丐老人喂飯的圖片在社會化媒體中被瘋狂轉載，但是隨著信息的不斷更新，這一圖片被驗證為假圖片。受媒介技術主義的影響，美化、擺拍、惡搞或視頻合成等方式能夠營造出夸張的視覺效果，并引起強烈的社會輿論。受眾應判斷圖片和視頻的來源，查驗信源的可信度。缺乏公信力的信源或網友自行發布的圖片和視頻中往往會出現人工合成的假圖片或假視頻。受眾應結合信息標題或文本內容來分析圖片的拍攝角度和視頻的制作過程，是否會因制作人的個人傾向而影響圖片的拍攝視角和視頻剪輯的方式，從而誤導受眾。如2014年7月，一組由外媒記者拍攝的北京宜家“蹭睡”的中國人的圖片引起網友熱議，一部分不明原因的網民在評論中認為國民素質低，而另一部分了解事實原委的網民則將矛頭指向了盲目評論的網民。而這一消息的背景是北京宜家為了迎合中國消費者的習慣，并不制止這類行為，在某些家具的標識中還會邀請顧客躺下體驗。受眾在初次接觸圖片或視頻時，應查驗圖片是否有擺拍的嫌疑，主人公身后的建筑物、行人、車輛是否與正常情況相異，最后應根據圖片內容和信息標題尋找當地權威媒體的文字報道加以驗證，盡可能地接近事實。圖片(視頻)加文字的組合模式成為社會化媒體中信息呈現的重要方式。與聲音和文字相比，視頻和圖片通過“全景式”的視覺呈現更能滿足人的好奇心和窺視欲，視覺體驗使消息更為直觀。現如今，社會化媒體的開放性使權威信源和普通受眾都有權利上傳圖片或視頻，網絡監管疲軟導致假消息和假圖片獲得傳播空間，這既是對信息生產者的個人道德的檢驗，也是對受眾使用社會化媒體圖片新聞素養的考量。

作者：劉君榮 信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