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給理論界的重要課題便是重新思考何為法治，何為社會主義法治，法之本質是什么等一系列具有原點性與基礎性的相關問題。從一九八零年周鳳舉發表《法單純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嗎？———兼論法的社會性》為起始展開的關于法的本質問題的討論，成為法理學發展幾十年中爭論最為激烈、意見分歧最大的一個問題。盡管分歧與對峙依舊存在，但隨著討論的深入與深化，學界也達成了相當程度上的共識，即要擺脫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對于法律階級性的片面的，同時也是相當極端的理解方式，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正確地認識、思考，乃至重塑社會主義法之本質、特征、作用與價值，尤其注意發展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逐步形成時代的、世界的、大眾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法理學。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基本方略，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四中全會在進一步闡述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戰略方針的同時，全面系統地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歷史任務。所以，這也要求我們更應該繼續堅持沖破還有相當影響的教條主義與本本主義的束縛，深入解放思想，最終建立起一整套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論體系，馬克思及其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闡發的“市民社會理論”便是這樣一個出發點與立足點，也是一個歸宿點，它無疑并業已證明極大地推進了法理學“脫幼”的進程，有力地促進了法學現代化的實現。

可以看到在世界范圍內，市民社會理論自上世紀８０年代以來逐漸成為熱點與顯學，它將不同領域的學者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覷的社會思潮；同時也應該看到，這是從古希臘羅馬時期最早產生的市民社會理論，經中世紀到啟蒙時代，從啟蒙時代到黑格爾，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再從馬克思到現當代社會一脈傳承與發展的歷史的延續。市民社會理論雖誕生在西方，但其理論意義卻是遍及世界的，并不因地域或者文化的差異而使它有任何遜色之處。因為歷史是一種事實，“在現實中存在著一種普遍的人類命運，一種文明集合體的傳遞”。［３］（Ｐ５）所以，市民社會理論思想在世界范圍內的興盛以及產生了對政治、哲學、經濟學、社會學的深刻影響便不足為奇了。對于后發而外生的中國法治及其法學理論來說，不僅要學習引進西方世界先進的理論與實踐，而且還必須重視現代法治深層的本土化根基。市民社會理論，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起點，其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不可忽視與分割的統一有機整體，在當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便更具有理論及實踐的意義與價值，并且擁有進一步深入研究并予以發展的有利條件。

可以這樣說，馬克思主義不僅在政治層面，而且在社會各個層面已經構成了當代中國現代法治的新的本土化根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第一次飛躍。鄧小平理論的誕生以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同樣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果。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因恰是它具有開放性的特點所決定的，這使得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夠在不同的時代條件下形成符合時代精神的新的精神。時代同樣需要我們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理論，還原出其本來的面貌，否則只能是緣木求魚。恰如有論者所言：“如果我們不是從經典作家的個別論斷出發，不是采用教條主義、工具主義的政治解釋學的思維方式的話，那么就不難發現，經典作家是從其市民社會理論而走向唯物史觀的，是從市民社會中去尋找理解人類發展進程的鎖鑰的，并進而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法律觀的基礎。而在具體闡發其根本法律觀點時，他們也是以市民社會為邏輯起點的，認為法律是建筑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二元基礎上，立法權的雙重屬性反映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辯證關系。”［４］（Ｐ３２）要言之，市民社會乃是私人利益體系之和，將處在政治國家之外的一切社會生活領域都涵蓋其中。具體說來，市民社會應包含以下內容，即私人層次、組織層次以及經濟生活領域、社會生活領域與文化生活領域。在從事滿足自己利益和需要的活動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必然會結成一定的關系，即經濟關系、社會關系、文化意識形態關系，它們構成了市民社會的基本結構。［５］（Ｐ６７－８０）可以這樣說，有一定的市民社會，便必然存在一定的政治國家。國家制度是政治國家與非政治國家，或者市民社會與非市民社會兩種本質上不相同的勢力的一種契約。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已經不止一次地證明：法的歷史就是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之間的關系史，所謂法律就是介于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間的一個最主要的“利益調適器”。從形式上來看，法代表了國家意志，從實質上來看，法則是由處于一定發展階段市民社會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也就是說，法并不是單單是統治階級利益的表達。于是，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就像本文的第一部分所要展示的那樣，市民社會理論不僅僅是一個出發點，而且還是一個歸宿。

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是一對現實的相互對應的概念，單一的研究政治國家，或者單一的研究市民社會都不可能是全面而客觀的，而不承認二者的相互獨立性，企圖以政治國家消滅市民社會，或者以市民社會消滅政治國家的結果，不是走向專制之路，便是踏進無政府主義的泥潭。現代的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分別是兩大生活領域的代表，偏廢或者忽視任何一方，上文已述，都是片面的。二者相互獨立，又相互影響，相互聯系。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中，極度發展的個人權利和私人利益造成了二者的嚴重對立，產生了不可避免又不可調和的矛盾，就像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不可能解決的矛盾一樣，這種存在于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間的深刻矛盾，似乎以另外一種形式證明了資本主義社會并非是一個它所宣揚的那樣完美與和諧的社會。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之中，則從根本上消除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對立狀態。正如有論者所評價的那樣：“法的歷史展現的是人民群眾不斷把被統治階級異化的‘普遍利益’還原為真正的共同利益，不斷從‘普遍利益’中奪回被侵吞的特殊利益，并使二者逐漸統一于人的自由發展的進程。”［６］（Ｐ４７）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便最終共同消融在自由聯合體中，法律自然演化為全體社會成員共同自愿遵守的理性社會規則。

倘若我們把眼光放在遙遠的未來，從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來看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相互協調與融合的過程。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四中全會在進一步闡述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戰略方針的同時，全面系統地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歷史任務，其中包括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實現共產黨依法執政，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立社會主義法制政府，推進司法改革，健全司法體制，保證在全社會實現公平與正義，完善權力制約與監督機制，提高全民族法律素質；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走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道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歷史性的機緣既對中國法學研究事業提出了十分重大的歷史使命，也為中國法學研究事業提供了大展宏圖的機會。

作者：馮娜 張宇 單位：長春工業大學 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