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民族地區農民工與留守兒童的語言交際能力總體上較弱。美國語言學家海姆斯認為，語言的交際能力是從語言的外部考慮的，是指說話人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或社會關系下，如何恰當得體地使用語言的能力⑤。調研發現，四川民族地區農民工與留守兒童的語言交際能力較弱。第一，農民工往往通過命令式和叮囑式語氣來開展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并未適時地考慮這種語氣對方是否愿意接受和理解，這種方式很可能一開始就會讓對方產生反感，不利于雙方的持續交流。第二，農民工父母在溝通中較少介紹自己的狀況，而更多關注的是孩子的生活、學習、健康等等固定話題，他們認為孩子不需要知道父母在外面干什么，有沒有遇到生活的困難、需不需要關心。顯然，溝通的內容是單一的、重復性的。留守兒童會由于不知道父母的任何情況，不能很好地理解父母在外面的艱難，也很難真正理解父母對自己的關心和愛護。第三，雙方對話題的深入和持續能力較弱。調研發現，農民工與留守兒童每次通話的平均時間在5分鐘以下的占31.8%，每次10分鐘以下的占65%，這種短暫的交流時間很難保證話題的深入。另外，農民工與留守子女的語言溝通除了通常進行的固化的語言交際模式外，很少會遠離這種模式進入另外的話題。比如，農民工很少主動了解留守子女近段時間的心情怎么樣，和同學相處得好不好，對父母有沒有期待和看法。這些話題對留守子女來說，是他們更為喜歡、更容易深入進行的語言交際內容。由此可見，遠在異地的農民工為了生存，為了給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環境，忍受著異地對他們的排斥，這種心情并沒有在雙方交流中被留守子女理解和同情。同樣，遠離了父母，缺少內心關懷與愛護的留守子女，心理的孤獨也很難被父母所切身體會。

四川民族地區農民工與留守兒童交流時往往忽視語境化的要求。交際語言學中的語境化理論認為，言語內容及言語行為除了受到語言表述方法的內部規則影響以外，還受到外部規則的影響，這種外部規則包括社會背景、家庭環境、社會結構等因素，即語境化的環境⑥。語境化理論是將宏觀因素與微觀因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分析交際行為的語言現象，既從宏觀的社會背景因素審視具體的語言現象，又從微觀的人際交流中探析具體的語言現象。這樣，便于將具體的言語內容放在一個整體中進行分析，找出話語交際出現的問題及原因。根據這一理論，農民工父母經常和留守子女進行語言交際，從話語表面看似乎是關心孩子想關心的、談論孩子想談論的。但是，從語境化要求看，不僅要考慮到在什么樣的情景下該跟孩子進行哪方面的語言溝通，還要考慮孩子所生活的背景、教育環境的影響，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父母應該了解孩子最想了解什么，最不想了解什么。本調查發現，過半的四川民族地區農民工父母與留守兒童交流時，對家庭教育的期望非常高，孩子的學習、考試、在家是否聽話等話題是每次都一定要涉及的;而對留守兒童的心情狀況、人際交往狀況、青春期問題交流很少。從交流內容頻率的極高值和極低值的比較來看，農民工父母對留守子女的學習成績最為關心，對孩子的心情狀況最不關心。與此相對應，50.2%的留守兒童對父母詢問自己的學習和成績表現產生反感情緒，37.2%的留守兒童厭煩父母經常詢問自己“是否聽大人的話”，而這兩個話題是農民工與孩子通話時最喜歡詢問的。事實上，頻繁的交流某些固定話題，明顯違反了語境化要求，這種固定化的模式通常容易引起孩子的矛盾心理，既期望接到父母的電話，又心存害怕，因為父母經常重復性地詢問自己的學習、考試情況，這容易使留守兒童心存的一點期待被打破而顯得失落，甚至對父母談論的內容產生反感情緒。

以上調查研究發現，四川民族地區農民工與留守兒童在語言使用上欠缺一定的合作原則、禮貌原則和得體原則，以致會話古板、簡單，很難達到家庭教育的交際效果;雙方的語言交際能力較弱，導致溝通內容單一、溝通深度和持續性欠缺;農民工父母不太注意語境化的要求和相應的會話策略，容易導致留守兒童產生反感情緒。以上問題都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雙方交流的效果，不利于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在溝通頻率與方式上，四川民族地區農民工父母應該增加同留守兒童的溝通頻率，采用不同的溝通方式，以奠定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基礎。也就是說，父母要積極主動地騰出時間與留守子女進行語言溝通，不能因為工作忙或是沒空作為理由減少對留守子女語言溝通的次數。只有在保證一定溝通次數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保證溝通的效果。在此基礎上，農民工與留守子女需要提升各自的溝通策略和技巧。在一個互動的人際關系中，語言交際雙方需要共同提升自己的交際策略，掌握和使用一定的交際技巧，使得整個語言交際順利完成，并達到預期的語言交際的效果⑦。農民工父母與留守子女進行語言溝通時需要注意自身的語氣，盡量以平和、尊重的語氣和對方通話;留守兒童與父母進行溝通時，應該避免采取回避或拒絕的方式，掌握一定的溝通技巧，使得父母能夠多談論一些自己感興趣或是雙方都感興趣的話題，這樣才能讓溝通持續下去，并達到好的家庭教育效果。當然，雙方運用電話進行語言溝通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也可以嘗試使用寫信等方式，以增加溝通的親情因素。

在溝通內容上，農民工父母應該適當突破當前的路徑依賴，關注留守兒童的學習方法、心情狀態等，并適當向孩子介紹自身的工作及生活情況。調研發現，四川民族地區農民工與留守子女在語言溝通中較多地涉及學習成績、是否聽話等方面，這些話題是雙方溝通中幾乎每次必談的內容，久而久之便形成語言交流的一種固定路徑，雙方每次都依賴這種路徑將談話內容進行下去。留守子女對這些內容在心理上存有反感情緒，也就是說，這種固定的路徑依賴不能達到很好的溝通效果，不利于家庭教育的開展。所以，雙方需要突破日常交流中的這種依賴路徑。調查發現，留守子女期望與農民工父母溝通的內容涉及心情狀況、學習方法、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及時的表揚和鼓勵等等方面。由此，農民工在與留守子女進行日常語言交流時，應該以朋友的身份多關注孩子的心情，幫助解決孩子感覺困惑的問題，多與孩子討論關于學習的方法，以自身的經驗給予孩子正確的引導。留守子女和自己的父母進行日常的語言溝通時，主動積極地了解父母的工作情況、生活情況，感知父母在外務工的艱辛;積極地在父母面前表露自己的心情狀況，當自己在學校或生活中受到挫折和困難時，主動向父母求助，聽取積極的建議，從而實現高質量的溝通。

農民工父母應重視溝通情景，盡量多使用贊賞、表揚和鼓勵的態度，針對不同話題和情境，使用不同語言和語氣與子女交流。在與子女交流時，農民工父母應弱化原有的高低差距，以平等的姿態與孩子談心，避免給彼此一種壓抑感。農民工父母應該以一種平等友好的姿態與留守子女談心，讓整個交流的氛圍顯得愉快而和諧。不能否認的是，農民工和留守子女是兩種不同的個體，什么樣的語境下應該用什么樣的語氣和語言，在溝通之前需要雙方考慮妥當。在兩個不同的角色扮演中，雙方應該回避固有的高低差距。由于外出務工的父母缺乏對留守兒童的直接照料，所以在日常溝通中更應該多使用積極的語氣，對留守子女做的正確的事情給以一定的表揚和鼓勵，讓留守子女的內心有一種滿足感;哪怕是針對留守兒童的錯誤，也盡量要使用委婉的、引導式的教育語言。

協助留守兒童強化日常生活中的“聯結點”，以促進家庭教育質量的提升。聯結就是聯系渠道的多維結點，是圍繞在社會個體的微觀生活環境中的支撐點。具體到留守兒童而言，其聯結的對象主要是生活照料者。調查顯示，爺爺、奶奶、未外出打工的母親以及兄弟姐妹，與留守兒童長期生活在一起，這些人員可視為留守兒童日常生活中的“聯結點”，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對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產生影響。調查也發現，留守兒童的監護人和照料者，除了給孩子提供基礎的生活照料之外，很少能夠對其教育發揮應有的作用。所以，農民工父母在與留守兒童保持溝通的同時，要多與留守兒童的共同生活者保持聯系，經常從爺爺、奶奶等家庭成員中獲取關于留守子女的具體信息;也要多與這些家庭成員談論關于采取何種方式照料、教育留守子女，并與之探討如何和留守子女保持良好的關系。

政府部門應該鼓勵并資助相關教育培訓組織，利用農民工返鄉等機會，開展農民工交流技巧和教育能力培訓，以避免因溝通不足、溝通能力較弱等因素導致家庭教育的缺失。同時，各級學校應該多關注留守兒童，指導其采取恰當的方法與父母交流。教師應主動向在外務工的農民工父母反饋留守兒童的在校表現，選擇合適的時機，通過家訪等方式對留守兒童的家庭生活情況進行了解。由此，發揮留守子女與進城務工父母溝通的“黏合劑”的作用，促進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開展。

本文作者：詹海玉、陳世海 單位：宜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