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族悠久、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中,包孕著卷軼浩繁、內容豐富的經國濟世思想,特別是其中關于領導者素質的理論,閃爍著歷代碩學鴻儒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體現了古代先哲們對社會、對人生、對自然萬物的理解和探求。我們今天研究前人關于領導者素質的思想及論述,是為了更好地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認真研究古代領導者素質理論,我們能從中得到鮮活的啟示和現實的回饋。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對領導者的描述來看,把領導者素質神秘化的傾向非常明顯。中國歷史上明君賢相的儀貌往往被描述得與眾不同,才能被吹捧得神秘莫測。比如說什么堯眉八彩,舜目重瞳,諸葛丞相能掐會算、可以呼風喚雨等等。如此種種,都是當時科學不發達的產物,也與統治階級宣揚“君權神授”有關,以達到收攝人心、欺騙民眾的目的,這些謬論是應該批判和揚棄的。但在五千年的文明中,仍有許多優秀的關于領導者素質的思想,值得我們去挖掘、整理和弘揚。下面,我們將中國古代關于領導者素質的思想,特別是儒家、法家和道家的領導者素質理論作一個介紹與分析,以起到習古知今、舉一反三的作用。

一、儒家關于領導者素質的理論

儒家思想認為,領導者要以禮為基;以仁為本;以信為重。所謂以禮為基,就是要把“禮”作為為官的基本規范。這個“禮”,就是指維護宗法等級秩序的社會規范和法律規范。包括典章制度、禮儀乃至官場風氣等形態。對上司的禮敬,對同僚的禮遇,對百姓的駕馭和對社會事務的管理都有一套規矩。從而形成上下有別、貴賤有等、尊卑有序。孔子說:“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又說:“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1]禮具有調節社會關系和人際關系的功能。禮作為修身養性的導向,約束人的行為的規范,實際上是把政治秩序和社會倫理道德的要求雜揉在一起,要求社會各階層、各階級之間關系的規范與和諧最終落實到禮上。把禮作為治國安邦的經緯,作為政治思考的基本點,世間萬事萬物均“齊之以禮”。那么,習禮、循禮、尊禮就成為了為官作領導者的必修課,“禮”的踐行與崇尚自然也就成為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穩定劑和平衡器。“仁”是儒家領導思想的理論基礎。仁和禮是相輔相成的,是“重德之總”。孔子從“仁者愛人”的思想出發,重視領導者的道德感化作用,認為只有“仁者”才能夠治理好國家,教化好民眾。仁字,原意表達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孔孟之道中的“仁”,包含了豐富的政治含義。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就極力倡導“仁政”,如他所說:“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2]主張把愛人之心推及于政治,認為“為政施仁”,就可以“保民”、“得民”、“取民”。“仁政”在我國古代社會被奉為正統,是最高的政治倫理范疇,是中國古代官德的核心思想,也是領導者必備的基本素質。“信”,包含誠實、守信用和得到信任的意思。中國古代官德所推崇的“信”,是古代社會領導者最重要的素質之一。為人處世,“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這是在通常意義上說“信”的重要。從領導者素質結構的意義上來講,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須而廢也”[3]。“信”,對于領導者來說,有兩層含義,一是指領導者自身要誠實守信,在政務活動中實踐誠信,即有信;二是指領導者要受人信任,讓群眾對領導者的領導活動有信心,即立信。通觀孔、孟以及后世儒家的論述,他們都認為領導者的“禮”、“仁”、“信”是為官者的核心素質,是其素質結構中的重中之重。后世儒家學說還對領導者的素質理論作了發展,進一步拓寬了領導者素質體系結構。綜合起來,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領導者應該是“全人”,它不僅包含“通才”,而且也包含著做人修養達到的很理想的“高峰境界”,兼具“智仁勇”均衡發展之意。荀子曰:“君子知乎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是故權力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4]這種“全人”和“通才”的說法,與我們今天所提倡的領導者要具備全面的文化科學素質是一脈相承的。第二,領導者應該有憂患意識。“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憂患意識,即居安思危。危機未來之時,必須兢兢業業,致力于道德修養,努力于政務公事,勤政為民。否則面臨危機時會措手不及,導致事業橫遭損失。第三,領導者要有責任意識,而責任意識則是面對客觀結果不如預期所料時的道德承擔,這是一種“反求諸己”、不怨天尤人的道德情操,也是作為領導者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這種責任意識不僅是指在制度上法律上應該負的職責,即使無此責任加之,也要進一步承擔道德的責任,這樣才能顯出政治家的人格特質和魅力。第四,領導者要以道治國。儒家的管理哲學是超越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所謂“下學而上達”,即從形而下的層面學起,再通達于形而上的層面,即道的境界,所以是“超越理性的管理”。這種形而上的道,不是以專門的知識或技術來領導,而是一種講禮儀的全人之道,或做人之道為先的哲學。

二、法家關于領導者素質的理論

法家領導思想的核心內容表現為,領導者的領導能力取決于其所處的地位的高低和所掌握的權力的大小。法家領導思想執著于功利,講求實用性,一切以滿足政治操作的需要為基本價值訴求。因而,法家關于領導者素質的觀點與儒家學派大相徑庭。什么“仁義禮樂”、“為政以德”的思想在法家學派代表人物看來都是虛偽的。在法家眼里,人性是丑惡無比的,不可能通過所謂的“教化”和“德治仁政”來感召。他們強調作為領導者,能夠運用“權術”是首要的素質。韓非綜合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觀點,提出了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成為對后世具有深遠影響的法家領導者素質理論。韓非認為,法家的領導者要有用法的能力,有用術的技巧,有用勢的謀略,善于駕馭下屬,賞罰分明。論事治國,從客觀的后果確定是非曲直。法家的這一思想也被后世稱為“統治術”,對中國封建社會為官者的素質修煉上的導向作用不容低估。法家關于領導者素質的理論認為:第一,領導者要有用“法”的能力,以法治國。法家主張為政不應講人情,一切都要以法為規。韓非子認為,領導者治理國家,第一項任務是能“明法”,即頒布條律,申明法紀,“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逾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并且,領導者要做到嚴格執法,不能徇私枉法。第二,領導者要有用“術”的技巧。“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實責,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也,此人主之所執也”[5]。韓非子認為,領導者治理國家不能單靠成文的法規,還必須運用政治手腕和陰謀權術,包括御臣七術①;治國韜術和控制下屬的權謀手段。第三,領導者要有用“勢”的謀略。韓非子認為,為了控制臣下,君主必須有保持自己絕對權勢的能力,權勢不可以借人。要保住權勢領導者必須運用以下謀略:其一是實行“獨斷”統治,“能獨視者眼明,能獨聽者耳聰,能獨斷者,可以為天下主。”其二是絕對不可相信任何人,對于自己的妻子兒女也應保持距離,特別要提防近臣和親信。其三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動用殺伐權,“主君用刑,若電若雷”,使大臣們感到恐懼。領導者要處理好用法和用術的矛盾,尤其是用權術時要不露聲色。“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固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于室;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文也,不得滿室。”[6]總之,確保權勢的重要謀略是:獨自決斷,獨攬權柄,深藏不露。韓非子關于領導者法、術、勢三方面的素質理論為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奠定了政治基礎,也成為兩千多年來領導者提高自身能力和修養的教材。然而自古以來,中國的名臣良相通常都采用“外儒內法”的策略來進行領導和管理,很少有單純地運用法家“領導術”而取得成功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建功立業、名垂青史的優秀領導者們在從事實際領導工作的過程中,基本上是以儒家精神表現于外,法家精神則存之于心,即所謂“外儒內法”。

三、道家關于領導者素質的理論

道家學派形成于我國先秦時期并得到充分發展,與儒家學派并駕齊驅,成為當時盛極一時的顯學。從某種意義上講,道家關于人與自然、與社會的學說,對于領導者素質的要求與中華民族的心理和習性是比較契合的。老子、莊子等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所宣揚的“道”、“德”、“無為”②以及“道法自然”、“返樸歸真”等理念,影響了幾千年來的中國士大夫階層乃至小民百姓。“道”之所以成一家之名,是因為“道”是其思想體系的內核。道家學派認為:“道”先于物質存在而又凌駕于物質之上,“道”是產生、包孕天地萬物的總根源,同時又是制約宇宙間一切事物發展的總規律。自然界的滄桑變換,國家的興盛衰退,個人的生老病死,都是“道”在起根本性的作用。在道家代表人物莊子看來,“道”和“德”是雙向并行的。莊子認為,“故通于天地者,德也。義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這種道、德相融,義重于利的思想無疑熏陶和教化了整個中華民族,并成為為官入仕者重要的素質方面的要求。道家學派的創始人是老子,其代表作為《老子》。老子思想體系中,其最高范疇是“道”,即法則、規律的意思。“無為”是《老子》的宇宙法則。老子領導思想最高原則的“無為”,對現代領導活動有豐富的指導意義。“無為”是一個適用于任何領導過程的原則,絕不是要人們什么都不干,而是指人的行動及其指導思想必須順應自然,必須符合自然的要求,而不是主觀隨意地去蠻干。作為領導者素質來講,“無為”就是指領導者要有總攬全局的能力,要善于抓大事,把具體的工作分配給具體的機構和人員去做,不必事必躬親。即領導者應該時時思考如何做“好事”,作為下屬者則應把事做好。如果領導者終日忙碌于事務之中,勢必使領導作用難以發揮。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學觀念和“無為而治”的政治思想,形成了在中國歷史上獨樹一幟的領導者者素質理論,主要表現為以下內容:

第一,領導者要做到寬容和謙遜。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自然屬性,高明的領導者應該順應自然、尊重自然,按照事物自身的運行規律辦事。即所謂遵道以行,率理而動,因勢利導,合乎自然。而要達到以上要求,領導者必須寬容海涵,虛懷若谷。

第二,領導者要力戒奢靡,慎刑少罰。道家學派代表人物老子說:“去甚,去奢,去泰”[7]。其意思是說人之患在于有為,而導致有為的誘因在于人的欲望過多,名利之心太中。唯有離戒奢靡,知足常樂,才能做到寵辱不驚、成敗皆忘。道家認為,在管理社會事務上依靠刑罰的威力,用政治上高壓政策,都是領導者要力戒的。老子的經典名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7]、“法令滋彰,盜賊多有”[7],表達的正是領導者應具備“道法自然”的素質,慎刑少罰。

第三,領導者要能夠以靜制動,以柔克剛。歷代優秀的領導者基本上都有處變不驚,以不變應萬變的特點,達到“成功遂事,莫知其狀”的境界。這種“清凈無為”之中,實際上又“無所不為”,在貌似消極退避之中,深含著積極進取的因素,與辯證法思想是非常契合的。

四、古代領導者素質理論的現代啟示

“領導”在漢語中是“領”和“導”的結合。“領”本意為衣之首端,引申意義為率領。“導”指疏導,含有指明方向,化解疑難的意思。可見,作為領導者來講,他的任務是要采用恰當的方法、技巧,指揮和引導被領導者從事某項事業,以實現某個組織或團體預定的目標。由于領導者在組織或團體中居于中心地位,他的理論素養和實踐能力,他的一言一行,對事業的發展和目標的實現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我國古代先哲們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博大精深。諸子百家等傳統文化中蘊藏著極其豐富的領導者素質和素質結構的思想,在今天看來,其啟迪作用仍不容低估。領導者的素質,主要指個人經后天努力和在教育、環境的影響下所形成的,適合于從事領導工作的比較穩定的思想觀念、品德操守、知識能力等方面的品質。我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從一定的政治理念出發,圍繞如何提高統治效率,創造性地提出了許多關于領導者素質和素質結構的規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社會視野下的選官、任官、用官和監察體制,其中不乏在現代社會仍有借鑒意義的光輝思想。縱觀儒、道、法三家領導者素質要求的精華,可以看出:儒家以人的自我完善為提高領導者素質的出發點,強調為官者的道德自律,要求溫和、協調的和諧素質結構。孔子對領導者的道德素質的核心地位曾作過明確的揭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8]儒家對領導者素質、能力的培育觀念提倡以小見大、循序漸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樣一個邏輯程式突出反映了領導者道德品質修煉的重要性。道家特別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有序,主張領導者要有從自然規律中吸取領導智慧的能力,要有效法自然、順應時勢的個人素質。道家認為,世間萬物都是相輔相成的,物極必反。每一事物之中都蘊含著一對甚至多對矛盾,而這些矛盾著的事物可以相互轉化,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好事也可以變成壞事。作為領導者來說,既不能“聞雞起舞”,也不能“坐而論道”,要有“因勢利導”的能力。而法家則非常注重制度規范,認為從事領導活動之要義在于“定份止爭”。領導者要有通過所謂“法、術、勢”的結合,從而達到領導目的,產生領導績效的素質和能力。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越來越多樣化,導致社會群體不斷分化,不同群體的經濟狀況,價值觀念和利益訴求、利益博弈出現明顯的差別。人們的思想活動在獨立性、選擇性、多樣性和差異性等方面日益加強,各種思想觀念相互影響、相互激蕩。這種前所未有的社會深層變化,對于領導者來說,是必須認真研究和解決的問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要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干部素質的優化和素質結構的和諧。結合我國古代領導者素質理論,聯系當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實踐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容,新時期的領導者應該具備以下素質:

第一,堅定的政治素質。現代領導者應具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矢志不移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具有民主法治的精神和求真務實的作風。

第二,科學的思想素質和良好的道德素質。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9]。這就是說,領導者應該不僅有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還必須有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現代社會中,更要求領導者要有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生態和諧理念和科學發展觀。

第三,全面的科學文化素質。列寧曾經說過,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武裝自己,才能成為合格的共產主義者。

第四,健康的心理素質和優秀的工作能力素質。堅強的意志、謙和寬容的品質、榮辱不驚的胸懷是領導者不可或缺的心理素質,中外歷史上有成就的優秀領導人無一不是如此。“運籌于幃幄之中,決戰于千里之外”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駕馭復雜局面的斡旋和應變能力等等。

當然,從古至今對領導者素質結構的要求離不開歷史和階級的背景。有著頑強生命力的我國古代諸子百家關于領導者素質的理論,是我們厚積薄發,古為今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搞好領導干部隊伍素質建設可資借鑒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