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三字經》的作者

關于《三字經》作者的歸屬，一直是個學術和歷史“公案”，歷來說法不一，具有權威性的《詞源》《辭海》和《漢語大辭典》等辭書在基本采信王應麟著說的同時，也保留了不同意見。目前，學界關于《三字經》的作者總括而論有三種說法：有的學者認為是宋王應麟（1223-1296，浙江人）。持此觀點者指出清代王相在《三字經訓詁》原序中說：“宋儒王伯厚（王應麟，字伯厚）作《三字經》以課家塾，言簡義長，詞明理晰，淹貫三才，出入經史，誠蒙求之津逮，大學之濫觴也。”[5]清代夏之翰為王應麟的《小學紺珠》作序時云：“吾就塾時讀三言之文，不知誰氏作。迨年十七，始知其作自先生，因取文熟復焉，而嘆其要也賅也。”[5]清代賀興思在《三字經注解備要》的原敘中說：“宋儒王伯厚《三字經》一出，海內誨子弟之發蒙者，咸恭若球刀。”[5]戴松岳認為《三字經》的作者必須是博學多才的大家，同時又是一個非常熱愛兒童教育的教育家。而王應麟正是南宋學問淵博的通儒大家，且是宋代最重視教育特別是兒童教育的學者。他也指出宋以前的童蒙教材都是四言，至南宋時才在蒙學發達地區出現三字句的兒童教材，但都很短或不便傳授。只有《三字經》才全篇以三字為句，一氣呵成，縱排橫列，形成一種深受兒童歡迎的新型文體。而這種特有的文體是王應麟所擅長的，因而王應麟才是《三字經》的作者。[6]鄭建軍將《三字經》與王應麟的《小學紺珠》作了比較研究，認為兩書思想內容完全一致，互為表里，只是表達方式略有不同，至于兩書中的原則性、概念性差異則是由于口傳手抄之誤或歷代好事者對《三字經》的修改、增刪導致。同時，指出《三字經》押的韻是宋代官韻，而王應麟對官韻很有研究。新發現的王應麟的三言韻文，也進一步佐證了《三字經》作者應是王應麟。[7]有的學者認為是宋末區適子（廣東人）。持此觀點者認為明代黃佐在《廣州人物志》卷十《元登洲先生區公（適）》提出：“區適，字正叔，南海人……今訓蒙《三字經》，適所撰也。文殊馴雅，童子多習誦之。與周興嗣《千字文》并行云。”[5]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其著作《廣東新語》卷十一“三字經”條目中清楚地記載：“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順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8]清代凌揚藻的《蠡勺篇》（清同治二年（1863）則號譚瑩校粵雅堂刻本）中有“今蒙童所誦《三字經》，則南海區適子正叔撰，中亦多葉韻語。”[5]李健明認為作為宋代屈指可數且官居高位的學者，若王應麟果真編過《三字經》，他或其門生甚至后人都應在有關文獻中列出此書，至少地方文獻也應有所記載，但是鄞縣和寧波有關志乘和王應麟的傳記，均無任何關于王應麟與《三字經》有關的文字記載。而據他考證，明清民國時期的《順德縣志》、佛山市及廣東增城逕頭村的《平陽（區氏）族譜》、順德陳村登洲的殘存資料都記錄著區適子撰述《三字經》一事。因此，他認為王應麟著述《三字經》之說并不成立，而區適子才是《三字經》的真正作者。[9]李良品指出，王應麟確實具有撰寫《三字經》的眾多條件，但《三字經》里敘述史實有幾處錯誤，少數地方行文不嚴密，與王應麟博學而嚴謹的風格不合。他認為清代李文田編輯的《三字經句釋》，其封面上的“區適子手著”是《三字經》的作者是廣東順德人區適子的最好佐證。因此，他也認為《三字經》并非王應麟所作，而應是區適子。[5]有的學者認為是明代黎貞（1355-?，廣東人）。持此觀點者指出清代著名學者《四庫全書》館史部主持人邵晉涵曾有“讀得黎貞《三字訓》”的詩句，并自注說，“《三字經》，南海黎貞所撰”。[5]當然，也有學者有其他看法。如陸林并不認可王說或區說，反而更偏向認為《三字經》是明前期無名氏所作。[3]

關于《三字經》的不同版本

《三字經》歷經了幾百年的形成與發展過程，經過了歷代諸多學者的研究和增補，形成了眾多的注釋本、訂補本和仿制本。在注釋本中，學術界基本公認明趙南星所撰《三字經注》是現存最早的《三字經》注釋本，也即現存可見的最早刻本，而影響最大的注釋本則為清乾隆年間王相訓詁本校刊的《三字經訓詁》和道光年間賀興思的《三字經注解備要》。在訂補本中，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前期平鼎賁《三字經》，清代后期許印芳的《增訂啟蒙三字經》、民國初年章炳麟的《重訂三字經》等。在仿制本中，有《女三字經》《歷史三字經》《輿地三字經》《佛教三字經》《道教三字經》《天方三字經》《醫學三字經》和“革命《三字經》”等。[10]同時，《三字經》在少數民族中受到廣泛推崇，在清代出現了《三字經》滿、蒙文本，如京都二槐堂梓行《滿漢合璧三字經注解》（1795）、京都隆福寺胡同三槐堂書坊板藏《滿蒙合璧三字經注解》（1832）等。此外，隨著中國門戶漸開，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在晚清時期《三字經》更是出現了不少外文譯文（本），有英國傳教士馬禮遜載《中國春秋》英文版（1812，倫敦的C.Stower,Hackney出版）的英譯《三字經》、美國傳教士裨治文載TheChineseRepository（漢譯《中國叢報》，1835）的英譯《三字經》、和英國外交官、漢學家翟理斯的英譯載《兩首中國詩》英文版（1873，上海的迪卡瓦荷公司出版）的英譯《三字經》，德裔英籍傳教士歐德理載ChinaReview（漢譯《中國評論》，1893）的英譯《三字經》等，也出現了一些外文的仿制本，如1904年，英國麥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為宣傳基督教教義模仿《三字經》三言韻語而撰寫的耶教仿本《三字經》（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有的學者對《三字經》不同版本的主要內容進行了剖析，以期了解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增修者的觀念。李健明對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地方文獻館館藏的《訓蒙三字經》、國家圖書館古籍部藏的明趙南星《三字經注》、清代王相作注的《三字經訓詁》三個版本內容進行比較，勾勒出《三字經》在幾百年間流傳過程的主要增修狀況。他認為敘述歷史是否只到十七史是判斷早期版本《三字經》的重要標志之一，《訓蒙三字經》與文獻記載古老版本述說歷史內容，尤其是“十七史”大致吻合，應是最接近文獻記載的最古《三字經》版本，并指出從古老的《訓蒙三字經》、趙南星的《三字經注》到王相的《三字經訓詁》共有28處修改或文字添加。[11]有的學者對《三字經》滿、蒙文本、英譯本和各種仿制本進行了分析研究，以期了解《三字經》在文化教育史和文化教育交流史上的重要作用。肖朗就《三字經》滿、蒙文本、基督教《三字經》仿制本、太平天國《三字經》仿制本、醫學版《三字經》仿制本和傳入日本的《三字經》及其仿制本作進行了初步的整理考察，揭示了《三字經》在漢民族與少數民族文化教育交流以及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所發揮的不可忽視的作用。[12]鄒穎文就香港圖書館所得見的《三字經》四種英譯本和傳教士麥都思的耶教仿本《三字經》，概述了《三字經》翻譯緣起、所據版本、翻譯格式及仿本版式。[13]鄭志明詳細分析了晚清時期的馬禮遜譯本、裨治文譯本、歐德理譯本與翟理斯譯本四種主要英文（譯文）譯本的版本特點與翻譯特色。[14]

關于《三字經》的啟蒙教育功能

《三字經》是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沃土上的一朵奇葩，它用最簡單的語句，最凝練的方式，把中國漫長的傳統社會所集聚下來的最重要的道德、知識，匯聚在里邊。自問世以來，以其豐富的思想內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很快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被人們譽為“袖里通鑒綱目”“千古一奇書”，堪稱中國古代教育的基石。[5]有的學者研究了《三字經》的識字功能。對于中國兒童而言，教育是從識字開始的，識字乃是讀書和學問的基礎，沒有初步的識字教學，就難以進行正規教育。蔡若蓮指出根據王相注本正文，加上近人在歷史部分的增補統計，全文共有384句，1152字，除去重復的字，共用了541個不同的字。[15]這541個字，其中見于香港小學用字表的約427個，這些字至少覆蓋了漢字基礎知識詞量中的80%，對于幼童或其他初學漢語的成人，有重要參考價值。[16]有的學者研究了《三字經》的歷史教育和技術知識教育功能。《三字經》用了約四分之一的篇幅概述了自三皇五帝以來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演變，介紹了中國古代的歷史文獻和歷史人物知識。白壽彝指出，“《三字經》基本上是一種進行歷史教育的書，其中包括歷史知識方面的教育。”[17]霍林東認為《三字經》是“市井百姓借以粗知歷史文化知識的讀本”。[18]張顯傳認為“經過歷代不斷增補的《三字經》，從內容到形式更加適合歷史教育發展的需要。”[19]金春蘭認為《三字經》雖然以識字教育為主要目的，但同時也包含了廣博豐富的技術知識教育的成份。[20]有的學者研究了《三字經》的德育功能。王殿卿認為《三字經》是童蒙教育的經典，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當今學校德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21]顧靜（金良年）先生認為，通過《三字經》對蒙童給予教育，傳統社會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一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內在價值取向與精神認同。[22]劉弘毅認為《三字經》是一部教育專著，而傳統教育是道德倫理型的教育。[23]錢文忠認為《三字經》把道德教育和知識教育糅在一起，讓孩子在學知識的同時學道德。他指出《三字經》講愛、講對長輩的尊敬、兄弟之間的友愛，這是一種普世的價值、永恒的價值。[24]《三字經》作為中小學課本的爭議，朱維錚認為《三字經》不是經，只是平民的識字課本，算不得是儒學里面最為普及的讀物，不能稱之為國學。[25]鮑鵬山則認為《三字經》是在一個特定歷史階段創造出來的，受到時代環境和作者自身價值觀的影響，不適合進入中小學作為教材。[26]黎鳴的言辭則最為激烈，黎先生認為誦《三字經》是對中國兒童的“犯罪”，《三字經》扼殺了兒童智慧的天賦。[27]正因為學者們的不同觀點，《三字經》等經典書籍在進入中小學課本的同時，也引發了相關爭議。如湖北省很多中小學都開展了《三字經》《弟子規》等誦讀活動，但因為認為國學經典中也有一些不科學或與時發表展相悖的東西，一些學校給學生推薦的是刪節版的國學內容。山東省教育廳基教處處長關延平認為，傳統文化作品中有精華，也有糟粕，不能隨便拿來就用，比如《三字經》中就有宣揚宿命論、順民思想等封建禮教和迷信思想的內容，必須加以揚棄，不能不加選擇地灌輸給中小學生。[28]

結論

近年來，眾多學者從不同視角、不同層面對《三字經》進行了研究探討，取得了許多階段性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有利于我們正確地認識和了解《三字經》這部傳統經典著作，有利于我們對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傳承，但學者們對《三字經》研究的范圍和視野還有待進一步開闊，對《三字經》的教育思想的研究還存在許多薄弱環節和尚待突破的領域。

其一，對《三字經》成書年代、作者的理解，還存在分歧。認為《三字經》成書于宋末元初的學者占大多數，但也有少數學者存在異議。關于《三字經》的作者，王應麟著說在學術界一直占主導地位，時下出版的《三字經》多標明“宋王應麟著”，但區適子著說也有一定的支持力量。盡管這種分歧不是原則性的，但這種爭論也將會對《三字經》寫作背景及內容的深入理解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我們還需要對存在的分歧進行進一步科學系統的研討，如考察《三字經》的成書年代，既要考察早期的文獻記載，又要考察其與其它蒙學讀物之間存在的間接或直接的因承關系；考證《三字經》的作者，要以文獻資料為支撐，但文獻資料也需要進一步考證，力求在成書年代及作者問題上盡可能地達成共識。

其二，《三字經》的教育思想問題，需要深入研究。學者們對《三字經》的啟蒙教育功能進行了大量研究，對《三字經》所反映的儒家教育思想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探討，但在如何評價《三字經》的道德教育功能方面，還存在一些爭議。大多數學者肯定了《三字經》的倫理道德教育理念和功能，但也有一部分學者認為其中包含很多封建禮教思想，不宜傳播。因此，我們需要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辯證唯物觀點去分析《三字經》的教育思想問題，增強研究成果的信服力。此外，對《三字經》蘊含的教育方法和教育途徑的研究，還比較少，需要學者們加大研究力度。

其三，《三字經》的現代轉化問題，有待加強。當代教育的發展離不開古人教育思想的教益，而《三字經》蘊含著豐富的教育思想。但從現有文獻來看，《三字經》教育思想現代化轉化問題的研究還比較薄弱。因此，我們需要加大對《三字經》教育思想的現代轉換的研究力度，研究《三字經》的教育思想與當代中國的教育思想的異同，研究其中哪些可以弘揚和借鑒，哪些必須批判和放棄，這將會使《三字經》教育思想在現代社會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其四，《三字經》的研究方法問題，需要創新。目前，學者們主要采用文獻調查法、歷史研究法對《三字經》進行研究，研究方法略顯單一。還應采用行為研究法、實證研究法、比較研究法、定性定量分析法等多樣的研究方法進行研究，如研究古代兒童與當代少年兒童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學習《三字經》的效果，研究當代學習與沒有學習過《三字經》的少年兒童在行為表現上的異同，研究當代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學習《三字經》的效果異同。運用這些方法有助于我們從更具綜合性的視野來審視《三字經》蘊含的教育思想，因而有助于我們將該研究推向一個更深的層次或更寬的領域。（本文作者：宮麗艷、劉經緯 單位：東北林業大學、黑龍江科技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