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語文”學科幾度更名之歷史追溯

(一)“國文”改為“國語”

1910年，資政院正式成立，議員江謙等人在《質問學部分年籌辦國語教育說帖》中提出“官話課本”名稱不合適應當改為“國語”。教育部公布的轉變，“國文”改為“國語”，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于1919年率先推出了“新體國語教科書”之前，第一次普通話籌備會議統一大會通過魯迅，劉半農，胡適等人的“國語統一計劃”，提到“如今打算把‘國文讀本’改作‘國語讀本’，國民學校全用國語，不雜文言;高等小學，酌加文言，仍以國語為主體。隨著國語運動和白話文運動的深入，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頒布指令，國民學校統一改“國文”做“國語”，高等小學則“國文”與“國語”混合教授。這是政府第一次明確地形成在我國歷史上“國語”的主題名稱，這樣明確了“共同的語言學習，開拓發展思路，并激發他們的道德和智慧，能力”的要點。更名引起了爭議，有人質疑“國語”是否是一個合理的學科名稱。1923年，由國家教育協會頒布了新的學術課程標準繼續沿用“國語”這個名字的。“高中通用國文暫行課程標準”頒布于1929年，從“國語”“暫行國文初中課程標準”又將主題名稱改回“國文”。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在1929年公布的“中學暫行課程標準”規定小學統稱為“國語”，中學叫“國文”。這一轉變過程，確立了白話在語文教學中的地位，推動了全國語言統一的進程．人們開始對演說、論辯、會話等屬于口頭表達的項目進行實踐、研究。

(二)“國語”改“語文”

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主編及出版行政管理局發布的“初中語文課本”，正式成立“語文”的名字。“語文”這門學科的名稱的最終確定，葉圣陶先生的經典話語曾經說過:““語文”一名，始于1949年的華北政府中小學教科書選書委員會，“前此中學稱‘國文’小學稱‘國語’至是乃統而一之。彼時同人之意，以為口頭為‘語’書面為‘文’，文本于語，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見此學科‘聽’‘說’‘讀’‘寫’宜并重。”這段話，既說明了”的意思的語言，也解釋了語文學科名稱的來歷，同時也說明了語言教學基本要求。

(三)“語文”改為“漢語”“文學”

20世紀，中心就變成了文學教育的課程綱要，當文學成為主要的教科書，有學者主張這門學科分為兩個家族，并命名為語言和文學，但由于教學目的的混合原因不明，教學效率變低，而且由于蘇聯有理由去學習，所以在1953年，毛澤東主席批示和有組織的勞工，“語文”，“文學”教材。中國教育部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頒發的“初中英語教學大綱(草案)”，“中學普通中學進入中國語文教學，文學二級學科，并使用新教材的通知”，“高中文學教學大綱(草案)“”初中文學教學大綱(草案)“和”文學“的制定相對應，”語文“，教科書的出版，標志著”文學“，”語文“官方特色學校”語文“更名為”文學“和”語文。“這次更名被指為引發了語言、文學之間關系的思考。此后，一直沿用“語文”，有沒有可能實現“國語”、“國文”或者“漢語”的復歸很難說，“語文”二字已由簡單的名稱變成一個特定“概念”了，實現母語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復歸重要的還是在語文教育的內容、目的和目標的明確，和語文課程性質的正確定位。從“語文”名稱的演變可以看出，從注重語法修辭語言技巧，注意過渡可以看出閱讀文學作品，然后把重點放在書面語和口語的訓練。由語言名稱的演變可以看出，定義的語言課程本質的變化，同時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語言課程的人的認識水平。漢語文課程名稱的演變，不僅是概念的更新，同時也是漢語文教育思想的、教育目標、教育內容、教育方法的時代化變化。

二、“語文”幾度更名的影響和意義

在我國漫長的血緣宗法專制社會里，中國語文教育和歷史學，哲學，經典，文學，社會學，倫理學和自然科學的結合在一起，呈現一種綜合性趨勢。廢除科舉制之后，新式學堂教育制度的建立，學校教育制度的誕生，新型的科學文化教育實行，漢語文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單純為了考試、為了“造士”，而是面向社會強調實用，突出基本能力的培養，教會學生具備“愛國愛類之心”，要教會學生“論說文字”，懂“淺顯書信記事文法”。1912年國民政府成立，教育部公布了“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軍國民教育、實利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從清末到國民初期的學校教育中，漢語文課程定位非常明確，不是知識教育，而是以人的個性人格化的人性教育和民族文化精神情操品格教育為根本目的。將“國語”課改成“語文”課，不單純是一個名稱的變動，而具有生存學意義和政治學話語語義。百年來，我們的“語文”科隨著時代環境的變化，名稱與教育內容和教育目標在不斷變化，這種變化似乎并不完全使整個國家的教育趨向良性發展，整個國民的素質得到完美的提升，因為整個社會，整個教育暴露出來的問題很多。唐代興教授曾對“中國教育缺乏開放性，缺乏對教育主體的開放胸襟和態度;教育過分強調實用，以知識為中心，缺乏傳創精神”感到深深地憂慮。唐老師義正辭嚴地指出:我們的教育缺乏對學生個體個性的關注;我們的民族和國家的教育缺乏對學生自由意識、自由精神的培養;整個國家的教育片面強調社會主體教化，而個人本位空位;以公正、平等、博愛為基本內容的社會道德教育貧弱，政治道德教育無限度化。那我們捫心自問，自己是被不恰當的教育禁錮和僵化而不會自由思想，人云亦云的人嗎?我們是不會創造性思考，喜歡抄襲、復制、不勞而獲的人嗎?我們是缺乏個性獨立，喜歡服從大眾的人嗎?

我們是自私、冷漠，不懂愛和被愛，喪失公正和正義精神的那一類人嗎?多數時候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原來我們的教育真的是存在著諸多問題，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中普遍存在，首要的問題正如唐老師在書中指出的“對人的塑造”，培養健康的人，有德性的人，有靈性的人，他以生態綜合性眼光提出要教會學生學知己，學知人，學做人，善待自己，善待他人，關愛每個生命;要引導下一代獲得一種大地精神、地球情感和世界關懷品格和力量，全面培養人在世界范圍內的合作能力，生生不息的過程能力，終身為學的博學能力;培養人整體生態的把握人類文明精神、智慧、方法的能力;探索世界和人生的能力……這樣博大的境界有點讓人望塵莫及，我們要在有限的課堂中怎樣去給學生灌輸這些呢?教材編寫是難得，教師教學是難得，但這是合理并且對未來有益的方向即使很難我們也要努力去探索實現的途徑。現在的教育有時候就是扼殺人創造力和個性美的，小學能把聰明人教笨了，中學能把笨人教蠢了，大學能把好人教壞了，終身在獲取所謂的“有用知識”，去投機取巧，謀取利益。由此，不得不說，語文教育中人文性的喪失在某種程度上引起了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多的道德淪喪現象的產生，導致了我們的母語文化輕易被外來文化的沖擊而逐漸被邊緣化。那些嫌棄人文精神沒有用的人，只看到現實功利的人是不會理解這種人文精神所煥發的自由博大之境的，他們也不屑獲得，所以當他所擁有的現世的物質享受被剝奪的時候，就很容易灰心喪氣很容易絕望放棄生之希望。我們的教育研究者們一部分人搞基礎研究，如何讓學生在學習中學會生存的技能，獲得知識，追求現實的利益，一部分人搞理論探究希望通過對學生知、情、意的引導，培養他們成為真、善、美的健康的人，這里沒有優劣，缺一不可，存在偏重性的問題，所以語文教育界一直對漢語文定性問題爭論不休，普遍承認的還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統一。語文教育中人文性情操培養是重要的，社會培養一個有德性知善美的人遠比培養出一些高智商的危害社會和人民的人要好得多，另外我相信一個人如果能分善與惡，真與假，美與丑，即使他沒有知識也會去主動去獲取知識完善自己，并且還會獲得有益的知識，因為它內心已經存在的價值判斷驅使他不自覺的那么做。

作者：王曉琴 單位：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